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内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流放着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交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干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管理部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流放者会比集体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敏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管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流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流放者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日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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