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会!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忐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结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I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进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胜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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