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_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_!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从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何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乌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复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复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发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易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刮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松弛了，内部紧张也松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索罗金。恢复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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