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这样三句话;“困苦时刻强忍受，时来运转吃酒肉。”有些人释放后不到一年就满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变成了老头子。也有的则是刚刚到家，便像一枝燃尽的蜡烛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之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现在看来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张照片上还显得年轻)。你会突然发现：外界真是好过呀!那里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里自己的两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轻快得像麻雀一样。自由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切困苦情况，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为我们有一把富有朝气的尺子：“从前比这困难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那就是说现在很容易解决。我们总是不倦地重复这句话：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报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人的性格会在劳改营里表现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在释放时表现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薇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科尔涅耶娃。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样离开特种劳改营的吧。她说：“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么竟会在边走由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我哭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东西上、从难友们身上扯开了似的。大门关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人，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
是走入来世!……释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难道我们获得了自由吗?我们是死了，是进入了某种阴间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虚幻的生活。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力图重新认识它。
可是，原来想象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释放并不是这样的。它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绘的：“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但是，极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过这样的幸福。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烨，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这样的人往往很长时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们懂得，财产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烧毁一样。他们几乎是带点迷信地避免使用新东西，他们把旧衣服一直穿到破，把旧家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里连个可以坐坐靠靠的东西也没有。他们自己却笑着说：“看，我们就这么过日子，从一个营区到了这个‘营区’。”(他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发现;“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所以我经常见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确，作为人来说，只有那些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继续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对被释放到外界来的感受完全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闭上眼睛的那个时期)。许多人想：万岁!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个信条：绝不要再进去!现在可以弥补一下过去失掉的东西了!
有人要在职位上弥补，有人要在(学术、军阶等)称号上弥补。有人要在挣钱方面和储蓄存折上弥补。(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弥补。还有的……(如瓦连京·M·)在监狱时就对大家发誓说：他出狱之后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弥补一下。而且M也确实照这么办了;一连几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则和姑娘们鬼混，而且总是换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时。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样子，衰老了。有些人则要在饮食上弥补，在家具和衣着上弥补。(自己的衣扣怎样被扯掉，最好的东西怎样在浴室脱衣间被没收，这些他全忘记了;)购买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可是，怎么能责怪这些人呢?失去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从生活中被割掉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既然对狱外生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两种不同的对待过去的态度。
是的，你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并不是凶残可怕的杀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骗子手!那么你为什么要权力忘掉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呢?它没有什么使你可耻的。认为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不是更合适吗?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确吗?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极力忘掉这一切呀!(而且他们从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辈，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们想尽快地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彻底忘掉这一切，就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一样!
文德尔施坦说：“一般地说。总是不愿回忆它。这也可说是某种保护性反应吧。”普伦曼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见到从前劳改营里的熟人，免得勾起关于过去的回忆。”C·A·列索维克说：“从劳改营回来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忆过去。您知道吗，我几乎作到了这一点!(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之前。)”C·A·都达林这个人我早就了解，一九四五年我在卢宾卡监狱住的那间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还提到我从前不认识的、同他住过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却回答说：“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过牢的人!”(既然如此，我当然无须再回答他的问话了。)
我能理解原先劳改营中那些正统派分子为什么极力躲避劳改营时期的熟人。他们已厌倦于一个人冲着一百人狂吠了，那时期的回忆对他机来说过于沉重。况且，一般地说，现在接触我们这些不纯正的、.思想觉悟范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再说，假如不忘掉过去，不原谅过去，不回到原有状态的话，他们还算什么思想忠诚分子呢?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请，苦苦哀求的呀。“恢复我吧!让我回来吧!我过去好好干，今后还要继续好好干!”他们想恢复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恢复党证。还有资历卡片、党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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