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贷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踢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时。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棒，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_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们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中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腰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夜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审.初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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