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的这位总管大人的倒毙，又灾难性地加速了“特种劳改营”体制的崩溃。(这是一个多么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啊!怎么可以把掌管着最隐秘事务的部长的五脏六腑都翻弄出来呢?怎么可以往蔚蓝色肩章上涂抹沥青呢?!)
二十世纪劳改营思想中最伟大的发明——号码布被匆匆撕下来，被扔掉和忘却了!只这一点就使特种劳改营失掉了它的严格划一性，何况又拆下了工棚窗户上的铁格子，拿掉了门上的锁呢!这样，特种劳改营就完全丧失了它区别于普通劳改营的、可爱的监狱特点。(拆掉铁格子这件事可能办得过于匆忙些。但按当时那种情况，实在是不敢怠慢，必须同过去的作法决裂嘛!)不管多么可惜，埃克巴斯图兹的石砌监狱—一加强管制工棚(它当年曾经顶住了暴乱者的围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时间把特种劳改营的人纷纷释放出去，还要它干什么?是的，突然间把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全释放出去了，不管他们犯了多么肮脏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五年。这种作法自然在囚犯眼里把判决书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过去曾使特种劳改营的囚犯感到自己犹如被活活埋葬，现在，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还允许接见家属。接见!连提起它都可怕：接见呀!……(就连发生过暴乱的肯吉尔营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见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义湮没了不久前的特种劳改营，甚至允许囚犯们留长发了(致使伙房里开始丢失铝盘子：囚犯们偷铝盘去改制成梳子)。现在囚犯们可以不用特种劳改营里的内部流通券，不立个人帐户，可以直接持有全国通用的货币，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样用现钱买东西了。
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草率地摧毁了自己过去赖以生存的、苦心营造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体制。
那么，怙恶不使的囚犯们是否由于这种宽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敛呢?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堕落和忘恩负义，竟然学会了使用一个根本不准确的、使人难堪的、毫无意义的词——“贝利亚分子”。现在，只要稍有不称心的事，罪犯们动不动就用这个词辱骂那些诚挚善良的警卫战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员和对他们关心备至的劳改育首长。这种称呼不仅伤害这些“实际工作者”，使他们寒心，而且在贝利亚倒台不久时甚至还包含着危险性呢：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利用它来作为谴责你的根据。
因此，肯吉尔劳改点的一位首长(这时肯吉尔已经清除了暴乱者，补充进了一些从埃克巴斯图兹来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讲台上说出这样的话：“小伙子们!”(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这一短短的时期内，他们曾认为同囚犯打招呼时称呼“小伙子们”是可以的。)你们常常使用‘贝利亚分子’‘这个词。这使管理人员和警卫人员觉得很委屈。我想请求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对于他的这个请求，当时发言的小个子弗拉索夫却回答说：“这才叫了几个月，你们就觉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来我们从你们警卫人员那里除了‘法西斯分子’这个叫法之外，就没有听到过别的。我们不委屈吗?”少校马上答应：今后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这也算是等价交换吧。
经过这一切后果不佳的破坏性改革，可以说，特种劳改营的“断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结束，此后它和普通劳改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秩序混乱的整个古拉格群岛上出现了一个优待时期，这是一个空前的宽大时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关押所，也许这就是古拉格群岛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了。
为了使自由主义在劳改营里得到无限制的发展，一道道命令，一个个视察员竞相大卖力气。不再迫使妇女参加代木劳动了。现在认识到伐木劳动对妇女来说是过重的(虽然过去持续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它一点也不过重)。对服满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复了提前假释的办法。所有劳改营现在都发现钱，于是囚犯们涌向小卖部。这些小卖部竟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实，总的看管制度已经放松，限制买东西能起什么作用呢，囚犯们可以用这些现钱到市镇商店里去买东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装上收音机，订了报纸，办起了墙报，每个劳动大队指定了宣传鼓动员。此外，还时常请宣讲员同志(上校们!)到劳改营来给囚犯们作各种报告(甚至还讲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如何歪曲历史的问题)，但是军官们要召集大家到礼堂去听报告却不那么简单：现在不能拿棒子赶了，必须用说服或其它施加影响的间接办法才行。而且，勉强召集来的囚犯也不认真听台上的话，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谈论自己的事。现在允许囚犯认购公债，但是，除了那些正统派分子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因此，教育员们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手硬拉到认购签字单上，以便从他们那里挤出哪怕十卢布来也好(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每逢星期天还组织男女营区的文娱联合演出。人们倒是很乐意看这种演出，有人甚至为此买来领带系上。
同时，古拉格群岛体制的精华中的许多东西又恢复起来了，又重新强调建设大运河时期赖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创精神了。组织起了“积极分子会议”，它下面还没有教育生产、文娱活动、生活管理等各组，很像工厂的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样子;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性而斗争。重建了“同志审判会”，其职权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罚，请求领导对其加强管制，直至建议当局对该犯不适用有关“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
这些措施过去都曾经是劳改营当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过那是在没有见过特种劳改营的“屠宰”和没有经过骚乱训练的劳改营里。现在这里不同了。很简单：第一任“积极分子会议”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尔)，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谁也不敢再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这时就在积极分子会议里，工作得很自觉，很有原则性，但经常受到刀子的威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时而参加班杰拉分子们的会议去听取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无情打击使劳改营体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建立了所谓“轻管制劳改点”，(在肯吉尔也建立了这样的点!)这里的隔离区实际上只是睡睡觉的地方，因为去劳动时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尽量早些走，晚些回来)、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营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这种散步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惩罚性的劳改点。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苏惩戒营”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奥泽尔拉格的两手沾满鲜血的米申大尉就在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这里关押着大约四百名受惩戒的囚犯(包括腾诺)。但是，即使在这里，隔离区内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员，而是囚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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