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投身处地替劳改营的统治者想想：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工作吗?还能够指望取得什么成绩?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个旅伴，他是内务部的军官。他关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时期的劳改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完全的放纵!谁不愿意劳动就不去。囚犯们甚至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他对这一个短暂时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为如果教育员背后没有皮鞭，没有强管棚，没有饥饿等级制，反而作为一个请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嫌不够!古拉格群岛还受到了所谓“营区外拘禁”这个攻城大相的撞击。按照这个办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营区外面主，可以自己购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资像自由工人一样全部发给本人(不再扣除什么营区费、警卫费、劳改营。行政管理费等等)。这些囚犯和劳改营的关系只限于每隔两周来报到一次。
这已经是到头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岛的末日，或者就是两者的末日!而司法机关竟把这种“营区外拘禁”当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发明来加以称赞碑
看来，经过这些打击之后只有解散劳改营这一条路了。那就得毁掉伟大的古拉格群岛;毁掉几十万“实际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们多年服务的工龄、职称和勤恳而无可指责的工作统统变得一钱不值!
连这个过程似乎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称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或者简称为“卸包袱委员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劳改营。这些人一来便“踢开”劳改营的领导，在营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开会议，签发释放证，而且签发得那么随便和不负责任，就像当年签发逮捕证一样。
“实际工作者”的各个阶层都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局面!应该进行斗争呀!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议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关于这些“委员会”，尽管没有报纸上的喧嚣和客观需要，我们自己还是在感动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动呢?要知道，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连辩护律师都对我们进行攻击了，而现在却是检察长在为我们辩护!我们多么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呀，我们觉得在狱外已经开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们从劳改营内的变化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派来一个神奇的、拥有全权伪委员会，它把人们一个个叫去，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立即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身份证(某些人还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户的证明)!面对这种情景，从我们这极端虚弱的囚犯的胸膛中，从我们经常伤风的嘶哑的喉咙中，除了赞颂之外，还能够发出什么别的声音呢?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那原为了把破衣烂衫急忙塞进旅行袋而猛烈跳动的心，站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难道斯大林的暴行就应该这样来结束吗?难道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不是应该站到队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对大家讲下面这样一段话吗?
“弟兄们!最高苏维埃派我们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你们没有犯任何罪过，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关在这里受折磨，而我们却在挂着枝型水晶大吊灯的豪华大厅里开会，一次也没有想到你们。我们驯顺地批准了那个‘吃火魔王’的每一项灭绝人性的命令，我们是他的杀人罪行的同谋者。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接受我们这过迟的忏悔吧!现在，大门敞开着。你们自由了!我们派飞机来了，就停在那边儿，飞机上备有药品、食物和冬衣供你们使用。飞机上也有医生。”
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现在的“卸包袱委员会”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A·斯克里普尼科娃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我是完全赞同她这种见解的。囚犯们一个一个(又是互相隔绝的!)被叫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人们提出几个关于他的案件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总的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他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低头，应该处于被宽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宽恕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人们现在企图以自由为诱饵从囚犯口中得到过去用非刑拷问未能逼出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时必须谨小慎微;同时，还可以把委员会的记录提交给历史，用以说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着力描绘的那些残暴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则根本没有发生过。此外，也许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财政方面的算盘——既然不是恢复名誉，就无须发给平反补偿款。这样来解释释放囚犯的行动，就既不会毁掉劳改营体制本身，也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不，我不能这么说。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实际工作者”们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古拉格群岛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这预示着群岛的不祥年代的来临，说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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