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务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一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声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年3月3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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