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特别制度的还有：工棚的窗户全有铁格子，工棚全部上锁。老工棚的木头开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纳很多人的砖石结构的加强管制棚(尽管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出入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身要笔挺，否则既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如果吃得脑病肠肥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吸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进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出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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