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长稻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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