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自己告发了讹诈(通过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的侦查员并且看来是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阶级仇恨的雅库洛夫律师)。而革命法庭庭长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给麦谢尔斯卡娅一些供她行贿用的编号的钞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女速记员。科瑟列夫的铁哥们，一个叫戈德留克的人，来谈赎金的价钱了(要六十万卢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委员们的那些话，他讲的全俄肃委里谁拿几千谁拿几平的那些事，统统被速记下来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记号的预付款也被写进了记录，他把一张由监察委员会、利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进全俄肃委的通行证交给了麦谢尔斯卡娅(下一步的交易应在契卡里继续进行)。他一出门就被扣住了!一时心慌，全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趁这时候去了监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被调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第十四页)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这时理应传讯利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妮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贿赂被截获之后，麦谢尔斯基由雅库洛夫作保获释——和妻子一起逃往芬兰。而在科瑟列夫一案开庭之前，很高兴地把雅库洛夫看押起来了，也许是为了这项担保，不然就是作为一条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来作证的，想必很快就被枪毙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奇怪：怎么到了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为什么谁也不斗争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认!索洛维约夫清白无辜没人可审问……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瑟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质。”(第五二二页)(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顺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欺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第五二二页)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列宁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第三三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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