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瑟列夫的骑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瑟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第五—一页)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跟的长军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第十四页)
由于乌斯宾斯卡哑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被告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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