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H·M·基施金(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甚至从被告席上狂妄地辩解说：“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H·H·维诺格拉茨基——关于经济问题。而(伟大的)生物学家H·K·科里佐夫(他在祖国的遭遇只有迫害与死刑)竟允许这些资产阶级权威们在他的研究所里聚会谈话(康德拉季耶夫也陷了进去，他在一九三一年最终因劳农党案件受到审判)。“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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