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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