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 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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