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宾馆，一同吃饭的女青年还在生我气：你还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怎么能允许别人这么说你的老师!她说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对于一个总能提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写作者，怎么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呢。我还很感激她这样率直地坚决地维护余秋雨老师，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是如此真切和朴实。只是她不知道，因为离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关乎到中国文人固有的观念与生存模式。因为余秋雨完全从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里挣脱了出来，肯定了他，许多人一辈子坚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义。那是很恼火的事。我愿意相信许多年后，不会再有人对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加讨伐，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人也都会如他一样，抛弃书斋中的自闭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积累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强者。
还是在《行者无疆》的自序里，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让同样也经历过类似思考的我，特别地有感触，现在抄录在这里，可以让喜欢和欢迎他的读者感受到他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立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再要抄录一段他说金庸的话，也许更能让喜欢他的读者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完全孤单和独行在路上的。在大陆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现代文人找到和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态：
“像金庸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很好，又搞文化企业，同时有空又写一点流行小说，而且小说，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叹的结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不是仅仅对他武侠小说评价高，也不是对他写的社论评价高，或者是对他办文化企业评价高，而是将这些方面综合一起的状态评价高。我认为，这是20世纪华文文化圈内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时又能在社会上取得巨大的反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我想这样的人物，在21世纪肯定会多出一点。”
“另外，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一些文化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强者。”
人们总爱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称作转型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传统的惯性状态、优势和新型社会的秩序、规则，总在互相打架，纠缠不清，相信大家在变化和转变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些痛苦，有人转得顺当些，有人会转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败告终，这与个人能力和适应力相关。好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坚守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还是做一个社会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里叽叽咕咕问过自己无数遍，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把那些叽咕转变为现实。这没办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恼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用，并且已经没有时间了。要么变，要么不变，都是自己的选择。
遭遇“余秋雨现象”(2)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专业人才与社会公共人才两个端点都需要有人在那，并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过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过寒酸、不要让家人也跟着委屈就好。记得十几年前，教授们曾悲叹自己的收入还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现在没有人再拿自己和卖茶叶蛋的比了，现在人的要求和欲望更高更大，喜欢拿自己和明星比。其实有心气儿这样比来比去的，还不如自己干脆就做一把明星，让自己高兴一下子。不过话也说回来，能力呢?不是谁都有能力成为明星的。
我的眼里，余秋雨就转型得很成功，他同时占有了“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端点，这是我非常向往的生存状态，也是个人的文化状态。
相信很多年之后，谢天谢地狗屁转型终于结束，所谓尘埃落定大家各得归宿时，再来看今天，许多人会看得到自己当年的褊狭与可笑。
突然想起，其实从“文革”结束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不稳定的、变化着的社会，已经有过好几回转型了，遗憾的是有人第一个型就没能转过来，比如还是在搞整人的把戏——现在谁还玩这个!
十几年前在上海，就听到过有关余秋雨的“传奇”，说“文革”结束后，他正好得了肝炎，返乡养病，修养生息，当别人还在“文革”的是是非非中缠来纠去你死我活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我同乡的老师盛钟键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读书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
后来他一下子拿出了几部大部头学术专著，一下就比别人多跑出去几大圈。
现在想，那也是他的一次成功转型，并且从某种程度来看，那是一次比今天更艰难、更痛苦的转型。那时候有多少人能看得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又有多少人有能力把握得牢自己的命运!
我曾经跟余老师谈到过我父亲，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当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写的舞台剧就被拍成了电影，一生创作了数十台所谓优秀剧目，他写的戏，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唱，让我这个女儿也不知跟着风光了多少回。但他非常清醒，也非常勇敢，对自己的过去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狗屁”。八十年代有人要给他出集子，他说他写的东西一个也没有保留，全部毁掉了，他已经为自己作了总结，不需要再出什么集子来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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