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在2002年期间的一些“就名誉权官司答记者问”，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为“此心落寞”，让我又替他有些难过。他终于也要打官司了，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说的他有多么羡慕我这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将来是一片明亮与希望。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希望并非晚生了十几年的希望，但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来，哀叹他生不逢时，哀叹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哀叹他有过的那些同时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牺牲掉了，却因缺乏应有的自省与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无意地眷恋着旧有的时代习气。
我们在一起时几乎很少谈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只是通过阅读知道他的经历，他说过，“谎言总是只敢在背后煽动不知情的人，我的读者并不知情，我自己也没有向他们澄清过什么，他们居然还是信任我，可见文学的力量在于构建一种表层文字背后的生命互信”。我也是他们当中一人。
我这个对所谓“政治”厌恶得要吐的人，现在看到一个自以为和自己“一伙儿”的人被迫陷在过去的“政治”里争辩和重拾旧忆，不觉间就会替他难过和气愤起来。
小的时候，所有余秋雨的父亲和余秋雨本人有过的遭遇，都是我老爸经历过的。我那时很小，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老爸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但那些年从柔弱的母亲身上传导过来的惊惧，是无边无际的，经常像大浪一样翻扑过来。那些眼泪，那些哭泣，那些黑漆漆的雨夜从母亲颤栗的电筒光圈里看到的大红叉子，还有那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孩子心里的天随时都会塌下来。我不好意思对余老师说，我后来看他的《隐秘的河湾》，看到他全家人那时的无助，那种无以为继，总是要哭，流很多的眼泪。搞不清是为他和他的亲人，还是为我自己的老爸老妈，为自己。说起来我其实什么也没经历过，但那种阴暗潮湿，那种蹿行在街上的特殊氛围，那种没完没了的随时都会袭来的颤栗，现在叫我想一下都恶心。
现在我的老师在他的一次次答记者问里回忆和细述他二十几年前的遭遇，一次次回到那样的背景当中，我真替他难过。
那时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打官司的事。他却安慰我，你不要以为我就什么事也不干了，一头扎在官司里，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愤怒，在那里郁结难平。不是的。我还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该高兴还在高兴，该写作还在写作，该讲学还在讲学，打官司这件事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他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兴致勃勃，泰然自若。那次谈话，第二天也确实有一场大型的演讲在现代文学馆等着他。他并没有打断自己的日程安排。他还津津有味跟我讲他昨晚看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档节目。
我被他的轻松所感染，也回复原状，我说我看了你的答记者问，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好玩，记者问你被告说他只是在做学术研究，把你当作研究对象，你怎么看。你说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还有制毒犯还可以声称在做什么来着，哎呀我都说不出那些词，很专业，特别形象，一针见血。他自己也笑起来，接住我的话：“照他的说法，杀人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心脏穿刺’的学术研究，制毒犯还可以声称自己在做‘兴奋剂配置’的学术研究呢。”
“遭围攻的几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论辩对手，只须一个，却很困难。首先是语言风格的等级，我从小对这一点十分执着，近乎痴迷，就像日常生活中我无法与一个满嘴脏话或满口臭味的人讲话。因此前些年当有人把一篇篇与我无关的文章算在我头上时，我最先感到屈辱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语言等级，心想：‘我的笔下何曾流得出这种等级的词语!’我觉得‘词语冤案’比政治冤案更让我心痛，因为这是我的业务行当。那么，现在要在围攻者中找一个论辩对手，语言等级也成了一个入门标准。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但再读下去又立即失望。到后来，我干脆放弃寻找论辩对手的企图，心想，为了不发一言，连读者也对他们的诽谤迷惑起来，这多不好!那么，不妨降格以求，找一个稍懂点法律的对手在法庭上论辩几句也好，不管他属于什么语言等级。”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3)
“我太失望了。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稍稍像样一点的论辩对象和诉讼对象呢?此中情景就好像：一群人围着我伸胳膊蹬腿地叫嚷好些日子了，我正不耐烦，转身刚摆出一个出拳的架势，谁知那个嗓门喊得最高的老兄立即逃奔到一个根本无法藏身的帘子后面哇哇大叫。我不得不长叹一声，当然也不想立即收拳，但心中的落寞，无以言表。”
打官司本是件很严肃、很烦人的事情，可我看到他这样的话语就觉得好玩，就想笑，那
种笑着笑着慢慢就难过、绝望起来的过程，简直被他掌控得如丝如扣。这还不是黑色幽默!即便是一场官司，也难弃他自身的天赋与才气。
所以用“此心落寞”来做这样一次访谈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突然感到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绅士“骑士”堂吉诃德。我知道我这样子想他，他一定哭笑不得，但他总那样兴冲冲的、总不轻言绝望与放弃的姿势，尤其是总忍不住要流露他对本土的历史与人文的好感、信念，却又总是被一些象征这个国家文化事业的人们的攻击最多，受伤害最深，有时真没法不让我这样想。
他自己，则更愿被当作“铁汉子”，对香港报刊称他为“铁汉子”“心里有点暗喜”，因为“他们看出了我斯文外表下的刚毅”。
当然，我心里也还是很明白，他的“中华大文明、大文化”的定位与取向，是他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结果，他所以成为有无数拥趸的作家、学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作者，也是因为他紧紧地把自己依附于中华文明这条血脉之上的结果。
这是2003年4月底，我躲在这个旧家写这本书的尾声时，全北京人在大战“非典”。晚上回新家吃晚饭，妈妈说你的导师打电话来，叫你这段时间小心些，不要再到处乱跑，要注意身体。
再打电话，他并不在深圳。五一假期，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这段时间好清静，再没有接不完的电话，应答不完的邀请，他也在写东西，写他父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的助手说他又在“挑灯夜战”。
非典让我们一下子多出来许多的时间，有人读书有人写作。他问我在干嘛，我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也正在写作。他鼓励我，好，瘟疫正是产生名著的时候，还记得《十日谈》吗，正是一帮人为逃避瘟疫躲在花园里编的一百个小故事，多好，世界名著。
我记得他说过要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亲人们，他已经开始了。他也许又要给他的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与“××”共舞(1)
夏天，“非典”结束，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外面又闹哄哄地开始有各种活动，市场也好像又搞得热热闹闹了。街上、路上的人，也一下满当当的。总想到“倾巢出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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