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 淮南子 》，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 淮南子 》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 史记 》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 史记 》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对于米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米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那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都是。当时的一份《 国粹学报 》，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 序种姓篇 》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作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入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作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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