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作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四
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藏书楼虽然有不少书籍，但毕竟有限。
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这并不是说，华夏文明由他开始，而只是说，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那个关键历史阶段，以他为代表。
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
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衍伸到了长江流域。
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
由此作出判断，黄帝应该比炎帝稍稍晚一点。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了。这样，后来他们发生军事对峙，也就各自代表着前后不同的历史痕迹。简单说来，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和平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
据《 商子 》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道。《 庄子 》也有记，说那个时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按《 庄子 》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种种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性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宏大的平衡。《 五帝本纪 》说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种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一种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历来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了战争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子孙”的我们，十分尴尬。但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从此中国语文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血流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棒。战场上流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而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 新书·益壤 》记载：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样的记载猛一读，会对炎帝产生负面评价，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里所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黄帝战胜蚩尤的事，另是一番壮阔的话题，容我以后有机会再仔细说一说。而且，一定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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