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伟答：“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没有学校要我?”
“为什么?”
“我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会没有户口呢?你父母没给你上户口?”
“我没有父母。”李志伟一脸木然，出奇地平静。
高洁一下子就打了个激灵，“那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的父亲是李建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一直这么叫他，但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亲的。”
“那你为什么在李建业家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她在哪?从来也没见过她。”
这样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虽然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无任何影响，但高洁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李志伟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伟说：“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直觉告诉高洁，李志伟没有撒谎。但“我是谁”，短短三个字，仿佛一记敲在心头的重锤，使高洁猝不及防。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地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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