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们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因为我是最小的，而且是“惟一的博士”。在我们兄弟聚会的38年期间，我一直担当这个角色。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各自从事着迥然不同的职业，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定期聚会已属不可能。不过，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聚会都至少达到每年两次。
我们的聚会是从1940年开始的。起初，大家不过是彼此通报各人的活动和计划。但是，不久我们就认定，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很有益处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几个慈善组织的年度请求，而每个人往往都会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在我们捐献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 Charities)、新教福利机构协会(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联合医院基金会(United Hospital Fund)、红十字会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这样的机构时，将我们的馈赠集中起来就会更有效率、更有效果。该决定的结果是在1940年年底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RBF)。在刚成立后的头12年里，RBF没有捐赠。相反，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捐献各自收入的一个比例数。父亲的高级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担任主席，帮助我们确定资金的分配。
10年以后，我们每人给RBF的年度捐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可以用来支持我们当中某个人创建的机构，或者我们当中某个人在其中拥有特别利益的机构。比如，内尔森创建了美国国际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IA)，以便为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的农民提供农村信贷和咨询，有点类似美国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RBF成了该项努力的主要资助机构。在许多人意识到人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紧迫性之前很久，约翰就为急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构成的危险深感忧虑。RBF为约翰的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在其运作的早年提供了关键性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起合作的机会，并形成了能够反映我们那代人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的一种慈善哲学。
56. 从父亲手里购买洛克菲勒中心
战争结束后，我们兄弟会面时谈论的最重大的主题是洛克菲勒的未来。在运营的头18年里，该项目没有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完全冲抵利息和税收，更谈不上分摊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和父亲的债务了。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项目竣工以来，父亲承担洛克菲勒中心的经营赤字已经将近10年。截至1944年年底，父亲一共已经投资1.2亿美元：5 500万美元的普通股，6 500万美元的无息票据。结果是，父亲拥有的普通股价值低得可怜。
尽管如此，战前在中心担任过几年总裁职务的内尔森看到了该地产巨大的长期潜力。他确信一旦偿还了债务，它就会成为价值越来越大的资产。他鼓励我们几个兄弟利用好他所看到的“巨大机会”，让父亲将中心的普通股卖给我们。在征得了我们的同意之后，内尔森就此事催促父亲。父亲虽然看到了他的观点有理的一面，但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代理。在他出售自己的股票之前，他必须取得地主哥伦比亚大学和主要债权人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允许。保险公司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哥伦比亚大学却是在修改了租约之后才表示同意。修改后的租约包含了绝对性担保条款，即租金必须支付、普通股不得出售给家族之外的任何人。另外一条补充条款规定，只要原始债务没有完全偿还，就不得分红。我和我的哥哥们同意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因为我们相信中心的长期经济前景是辉煌的。但是，只要哥伦比亚大学还是地主，租约里有些限制性条款将继续限制着中心的灵活性和市场销售能力。
1948年，在解决了这些复杂事宜之后，父亲以220万美元的评估价格将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股票卖给了我们。我们兄弟5人获得了中心的所有权：包括坐落在黄金地段上、出租率达到100%的11栋大楼，每栋44万美元。然而，获取公司的所有权意味着承接其
8 000万美元的欠债：欠人寿保险公司2 000万美元，欠父亲6 000万美元。1950年，我们偿还了人寿保险公司的最后一部分贷款，第二年又向父亲支付了200万美元的债务。
如何处理剩余的债务问题，在家族内部造成了大量的紧张关系，直到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1952年，父亲已经78岁，他那从来就不怎么强健的身体已开始衰老。他的律师们越来越担心拥有中心的票据对他的地产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买下普通股后不久，内尔森建议父亲放弃债权，这样我们就能动用必要的资金，以实现中心的现代化改造以及可能的扩建。父亲反驳说，如此他就要支付2 600万美元的馈赠税，因此他拒绝了。由于消除债务不可行，我们提议父亲把票据交给急需捐赠的RBF。事实上，内尔森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威胁说，如果父亲不同意我们的提议，他就要辞去中心董事长的职务。父亲最后让了步，把票据给了RBF。这样，他便有效地结束了他与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关系，将其管理权完全交到了我们手里。
父亲捐赠给RBF的5 770万美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意义重大。随着中心在后来的17年里还清了债务，RBF逐渐积累起捐赠资产，使它有能力支持新的项目，而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RBF成了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联合慈善事业，是我们支持在人口、环保、经济发展、城市事务和基础科学研究等领域里运作的机构的主要渠道。
洛克菲勒中心后来成了我们兄弟几个以及我们的继承人越来越具有价值的投资。但是，对父亲来说，这个项目几乎是全面的经济亏损。他总共投入了5 500万美元的普通股、6 500万美元的个人票据。(这还没有计算为进行这些投资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大萧条期间以谷底的价格出售证券，主要是石油股票。)他的1.2亿美元总投资获得了出售普通股的220万美元，而票据的偿还只有750万美元。很少有人认识到，尽管该项目为他的后代产生了长期的效益，父亲却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勇敢地决定继续建设洛克菲勒中心而直接损失了1.1亿多美元。
57. 购买波坎蒂克地产
兄弟间聚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3 300英亩的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地产转让带来的税相当高，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来处理父亲的潜在地产问题。
在没有通知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内尔森找父亲讨论将波坎蒂克地产卖给我们的问题。父亲有点犹豫，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亲自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基魁特”，并且在他的监督下，它已经开发成全国最漂亮的地产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他并不情愿放弃在他的大半辈子中意义如此重大的那块地产的控制权。但是，内尔森接着暗示说，如果他拒绝出售，那么我们谁也不会有兴趣继续留在这里。虽然这其实有点夸大其词，但父亲在他认为的儿子们的最后通牒面前，同意立刻出售。
1951年1月，父亲成立了希尔斯地产公司(Hills Realty Company)，将整个地产整合了进去，并因此获得了价值70万美元的股票。第二年，他将所有的希尔斯股票卖给了我们兄弟5人，为自己保留了终身权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合理的折中。在整个资产的没有分割的所有权中，我们每个人只花了15.2万美元就各自取得了1/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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