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家族资产的重组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高税率迫使我和我的哥哥们寻找一条理智的途径来重组我们的主要资产，以便产生更多的收益，提高资本价值。洛克菲勒中心是我们最大的单项资产，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清除它那被分割的所有权—哥伦比亚大学拥有土地，我和我哥哥们拥有大楼。在我们买下普通股几个月以后，我们请韦布-耐普(Webb & Knapp)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威廉•泽肯多夫来分析我们的可能选择。比尔建议我们成立一家新公司来购买土地和大楼，将债务分摊到25年的周期里。当我们带着这个提案找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们断然拒绝。
比尔接着建议重组中心的财务结构，以充分利用房地产收入的优惠税务待遇。他所说的关键是，房地产公司—其赚取的利润中50%以上来自租金和相关收入—适用的税率为7%，而所有其他公司适用的税率是净收入的50%。自从我们买下中心以来，中心的收入稳步提高，1952年几乎翻番达到了190万美元。比尔强调说，我们可以从证券那里取得几乎与那个数字相同的收入，同时仍然符合条件适用最低的公司税率。
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租约远远不止是确定了年度土地租金;它实际上控制着中心财务结构的各个方面，禁止我们对中心的财务结构进行合情合理的改动。比如，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在一个监管账户里保持1 400万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以担保租金的支付;中心的流动资金必须保持在3 000万美元的水平，其中可以用于投资股票的不得超过25%。这就是说，中心投资组合的90%必须投入到低收益的政府债券，每年获得的利息回报还不足2%。
如果中心想取得更高的收入，投入于设备更新、偿还债务，那么我们就必须说服哥伦比亚大学修改租约里这些过时的惩罚性规定。
哥伦比亚大学的律师和会计师们看清了我们的意图—如果洛克菲勒中心得以扩大、获利更多，那么对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我们家都是有利的。他们同意取消监管账户和流动资金方面的限制条款，但其前提是大幅度提高租金。1953年年初，我们开始了新的投资计划，正好赶在股票大幅度升值之前。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和时机的把握是英明的。
希尔斯地产公司构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公司惟一的收入来源是我们为其投资组合添加的证券，用于支付波坎蒂克地产的维持费用。我们从7%的公司税率中获益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增加房地产资产来减少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希尔斯贷款购买曼哈顿卡莱尔饭店的权益，后来又用它换取了穆尔斯顿购物中心和位于新泽西州爱迪生的一个工业园中大得多的权益。最后，我们还提高了上东部帕克-贝耐特拍卖场的地租。这些不动产创造了可观的收入，用于冲抵希尔斯股票市场的收益。我们通过这种巧妙应用税收规范的方法来冲减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其他收入渠道上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
59. 慈善传统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传统朴素无华。它要求我们慷慨施舍，积极投身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去。这是父亲年轻的时候自己学到并悉心教给我们的管理信条。我们作为一个家族极其幸运，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社会有所回报。
虽然父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对与家族关系密切的某一个或数个机构有所参与，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自由追寻我们自己的兴趣。吸引我的是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工作，尤其是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和我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提高了我对国际事务的敏锐性，而我又通过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纽约国际中心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在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为拉瓜迪亚市长工作的日子激起了我对城市生活复杂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如今表现在我在威斯特彻斯特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和在创建晨边高地有限公司(Morningside Heights, Inc.)中的领先作用，而该公司是美国处理城市衰败和更新问题的第一个私人项目。
60.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1)
让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管理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理事会。父亲一直是祖父于1901年创建的这个机构的创建和发展的驱动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仍然是该机构7人理事会的总裁。父亲备感骄傲的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生物学、病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对医治传染病—比如黄热病、梅毒和肺炎—的实际影响。
父亲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明白，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必须先行，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佩顿•鲁斯在发现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劳德、基思•波特和乔治•帕拉德在细胞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等等，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标准。这些进步改变了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的性质，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在1901年创建该研究院时内心确定的使命。
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父亲计划在1950年退休，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生物学家、院长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将于几年后告老还乡。父亲认为一直担任理事职务的约翰哥哥会继承他在理事会领导的位置。但是，1946年年初，约翰决定辞去理事会的职务，专心致志于威廉斯堡修复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事业。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传统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1950年，我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否应当生存下去。事实上，理事会中有一些人的确支持关张的想法，因为它的最初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应该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资金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祖父捐献了这个研究院，父亲补充了资金和土地用于研究院的扩建。多年来，资产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资产已经升值到了大约1亿美元。但是，为了保持它的彻底独立，研究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资金，甚至没有接受过其他个人的资金，因为父亲认为那样就会削弱研究人员在开展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作时的独立性。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用超过了收入，人员被迫减裁，对研究范围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订，允许我们寻求新的收入渠道，那么研究院就有降级到二流机构的危险。
我们需要对研究院进行综合评估。在我的鼓动下，理事们请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国家科学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学顾问理事会成员—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评估。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布朗克相信独立科学探索的关键作用，赏识研究院的开创性工作。但是，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我—认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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