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克委员会用了1年的时间审查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以及财务和设备设施方面的资源情况。我们还咨询了世界各地几十位领先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我们的审查结果表明，研究院彻底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用强大的教育部分来补充我们的基础研究，并增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50年来，研究院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运作的。每一个独立实验室的负责人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确定研究课题，只需要符合自己的准则和同类科学家的评判。伟大的物理学家玻尔称这种体系为“科学共和国”，它在过去运行得很好。我们任何人，尤其是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都不想干涉科学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根据加强集中指挥、扩大合作、增强对资金现实方面的意识等需求进行适度调整。
布朗克是委员会中的主要推动人。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应当是加瑟博士的继承人。最后，在理事会的热情支持下，我说服布朗克离开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成为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新院长，任务是推行所提议的改革。
事实证明，布朗克在1953年执掌研究院后，给研究院带来了“新生”。他的首要任务是将研究院改造成一所生物医科大学。他几乎立刻开始了转制过程。1953年年末，理事们投票决定，按照纽约州的法律成立一所有资格授予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的大学。与此同时，我们将研究院理事会与科学顾问理事会合并。新理事会任命布朗克为总裁，我成了董事长。1954年，我们取得了新执照，但我们直到1965年才将研究院的名称正式改为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其主要原因是情感上的眷恋。
布朗克还迅速采取行动，邀请数学家、实验室和理论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小批哲学家加盟师资队伍，以扩大大学的学科范围。独立实验室系统被保留了下来，但引进了学术头衔，从前的“研究院成员”改成了更加通俗的“教授”—尽管人们常常很不情愿。
1955年，我们录取了第一批共10名大学生。为了保持研究院的长期传统，他们在一名资深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进修，学习第一手的学科基础知识。布朗克任职期间坚持在录取前亲自面试所有的候选学生，以强调最高水准。
61.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2)
所有这些改革都要求额外投入资金，而布朗克相当擅长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他在创建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两个机构成了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资助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年度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洛克菲勒大学。
在此期间，我和布朗克专注于扩大大学的基础设施。我们增建了一栋9层楼的实验室大楼、一栋大学生和博士后宿舍、一个礼堂和一栋漂亮的、国际风格的总裁住宅—那是我的朋友华莱士•K•哈里森设计的。
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直至1975年我的任职结束，生物科学领域在发现了基因是由DNA组成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基因革命。这一发现，正如医学历史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所描写的那样：“打开了生物革命的道路，将继续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
如今，在重新定义了使命、调整了管理结构、再次激活了资金渠道之后，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在科学技术方面起着枢纽作用，寻找着与健康相关的生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给研究院带来的“新生”是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是我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备感自豪的一步。
62. 阿尔杰•希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94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在大通银行对外部当经理助理的时候，接待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总裁的来访。阿尔杰•希斯瘦高的个子，端庄英俊的脸庞。举止和蔼、优雅，很有魅力，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一番寒暄以后，希斯告诉我说，我已经被推选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希望我能够同意加盟。
该基金会是在1910年由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创建的，为的是他自己在追寻预防战争、建设有效的国际法律体制方面的兴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已经领导了基金会20年时间，使之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基金会之一。巴特勒刚刚退休，希斯被选为他的继任。
对于如此年轻的人来说，希斯的事业令人仰慕。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经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门下学习，然后又在高级法院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工作过。新政期间，他在农业部和司法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国务院。他在国务院一直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经随美国代表团参加过雅尔塔会议—这一点在他后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惊慌。
被邀请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我感到受宠若惊—该董事会上有不少显赫人物，包括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和IBM的创始人托马斯•J•沃森。董事长是著名国际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我被推举加入董事会，正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的名声是冷酷、严厉、古板，但我所认识的他却很有幽默感，可以相处得很愉快。他的女儿莉莉亚斯是我上大学期间一小圈朋友中的一个，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时候，她总是跟杜勒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的纽约城镇房屋里。
我向内尔森提起希斯的邀请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层官员曾经警告他，有可靠的情报表明希斯是个苏联特工。我向福斯特报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鉴于杜勒斯的声望、经验和坚决反共的名声，我认可了他的判断，于1947年5月加入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1年以后，对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指控成了头版新闻。
当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们忙于项目和地理位置等日常琐事。事实上，董事会议总是在争论是否将我们的总部从纽约迁往华盛顿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当租用还是建设自己的场地问题。我们最后同意留在纽约—而纽约的具体地点又是个问题。
我找到了比尔•泽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买下的一个建筑场地—新的联合国大楼将矗立在其对面。虽然该地区仍然充满了废弃的屠宰场和破旧的商业建筑，但比尔觉得联合国和其他相关项目会永久性地改变这个地区。他建议我们在地价大幅攀升之前买下那块地皮，然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楼。
董事会里几个比较保守的董事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批评了用基金会有限的资金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地点投资建设项目的方案。基金会资深的财务总监反对该项目，辞去了董事会的职务，因为他预计该项目会让我们破产。但是，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这个提案，尤其是在我说服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首层开设大通分行以后。大楼完工后，我们将大楼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给非盈利机构，轻而易举地应付了抵押贷款的月供。正如比尔•泽肯多夫所预测的那样，联合国周围立刻成了纽约的黄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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