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阿曼苏丹王卡布斯
位于波斯湾口—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原油供给必须从这里通过—横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在许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赛德家族控制了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并将自己的沿海王国向南扩展到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在19世纪，英国保护该统治家族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来自内陆的游牧部落强人的攻击，并与苏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旅行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是个英俊得出奇的人，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黑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
100. 也门的奎特聚会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著名“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但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酒精是被禁止的。在也门，最有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t)。那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效果。这种植物的叶子在嘴里咀嚼后，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导致一种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照办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个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一起炸死。
101.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便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他们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态度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就一直是一种敌视。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给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我被指示单独前往。
我被用车送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An Nahar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首先，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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