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了。几年以后，美伊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
萨达姆似乎是个根本没有幽默感的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立场坚定，但对我并不敌视。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历史连续性、阿联酋的原则和金融头脑、萨达姆•侯赛因的险恶狡诈、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气、侯赛因国王和萨达特的荣耀和英雄行为—我思索自己在这个混乱复杂、风云莫测的地区里的经历时，所有这一切都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后来卷入为被流放的伊朗国王寻找避难地的工作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世事无常”。
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
102. 一个美国王朝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部畅销书。
该书的作者是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两人从前是极端主义杂志《堡垒》(Ramparts)的编辑。这本书从左派理论和反正统文化的角度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诋毁。(当代政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作为左派作家，通过撰写有关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著述来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赚取了个人名声和大笔钱财。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右派的“宠儿”。霍罗威茨是洛杉矶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机构的大量资金来自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动家。)
该书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调查之后，根据令人怀疑的信息来源，将事实和杜撰(后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将我们描绘成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化身、当代美国和全球社会弊端的根源。虽然该书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早期左派或右派“狗仔”们也不曾攻击过的我们家族的头三代人，但是，书中关于“我们的子女们”—我的孩子们、侄女和侄子等—的章节相当煽情，对我来说很是头疼。
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轻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5个孩子。科利尔和霍罗威茨描绘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群郁郁寡欢、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许多还为极端主义社会事业和思潮所吸引，急于摆脱冷酷无情的“反革命”家长。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他们说，他们说的话被故意篡改，以便适合作者们自己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并非全是谎言，这使得我和佩吉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到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敬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
103. 为人父母的艰难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参与却少得多。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吸取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Chapin)和布里尔利(Brearley)，男孩们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们获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础，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反应良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的诸多兴趣—语言、艺术、自然世界，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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