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痛苦失望。
他们寻求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于是终日醉酒吃药，裸裎放诞，追求刺激，他们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质，发挥个性;他们以狂狷来反抗乡原社会，反对统治者借礼教维护自己权位的恶势力。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顾名誉、地位，甚至杀身之祸，与虚伪的礼教社会作斗争。曹操以"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七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都死于曹操的刀下，曹操维护伦理的虚伪性可想而知了。司马昭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罪名杀了嵇康。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悲壮而感人。
魏晋风流名士反对名教到极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孙孔融，曾大胆反对名教对待父母的理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①孔融从生物家的观点阐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试管婴儿，可谓妄为大胆，这是一般入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对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不能不说是一种叛逆。许多事实使士人对君主，对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于朝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被强化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① 见《后汉书》卷七○，中华书局版，简装本第2278 页。
了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开始松动了，他们任情纵欲，尽情享乐人生，用多种方式表现自我，价值取向由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从一个规范的理论天地向感情的世界过渡，名士风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风流潇洒，成为魏晋的一代风尚，这一时期精神得到了解放，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显示。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根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温"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这里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走过王敦墓，叹曰："可儿!可儿!"他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晋代许多名士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子不胜枚举。魏晋人士自我价值的肯定、个性的解放，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个人不受有形无形的束缚，个性发挥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性，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袭前人。艺术在于创造，人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心灵的选择。
士人们追求精神寄托，寻找哲学理论的根据，而老庄的"玄虚"正是他们所祈求的，故而老庄哲学便发展兴盛起来。
东晋名士们在国破家亡中逃离出来，心中充满了悲伤，但到了江左，进入一个偏安环境，他们潇洒任诞，讲究风度，追求高雅宁静的人生，留连于山水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研习书法、音乐，享受艺术美。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涝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一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人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作为东晋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为举止、心态品格自然打上了风神滞洒的印记，而风神潇洒的心灵又直接与他的书法艺术相联系。朱熹在《晦庵题跋》评《十七帖》中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的美，是由于这种美源发于王羲之的纯静心灵、潇洒风流，超然出尘的品性风格，这种美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中"的①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
二、师 承
古代练习书法是出于实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为了达到参与政治、进入仕途的目的，而作为艺术审美则是次要的，尽管在古代学校教育中书法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并不是以培养书法家为目的的。文字的功用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谓"以书取士"是考核和选拔官员的重要科目，并不是从艺术角度选拔书法家。诚然，书法是在书写和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门艺术，但书法艺术是较高层次的要求，学校并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书法艺术和写字是有区别的。早在周代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所谓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表明书法是文人之艺。进行书法的研习培养，一般平民百姓难以做到。这种书法艺术的教育培养一般都是个别教授、辅导。这就是师徒相授。早在东汉时期，识字、书写练习和书法艺术人材的培养就已分野，三国两晋时期更加明显，而且十分重视师承门户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时代向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传为王羲之撰写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做了这样的记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
卫夫人(272-349)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卫铄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从妹，是东晋女书法家。师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露"。卫夫人曾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李充楷书写得很好，《晋书》称他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他的书法对王羲之也有示范启发作用。李充后来成为知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书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这一点与王羲之的观点相近，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曾应邀参加了以王羲之为盟主的兰亭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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