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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_滕绍箴【完结】(87)

  明廷得到广宁失守的消息后,京城再次震动,市民大为恐俱。皇帝亲临御门处理辽事。兵部尚书张鹤鸣为了掩盖他自己的过失,竭力为巡抚王化贞和他自己开脱,竟说什么:我兵若是过了辽河以东战败,那是主战者的罪过。现今是后金兵过了河西,夺地陷城,罪过难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战的人吗?这一番话的用意,是把广宁等地失守的责任全部都推到经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众臣明知道是张鹤鸣支持巡抚王化贞造成了广宁失守的败局,竟异口同声地附合张鹤鸣的胡说。有的主张惩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后金兵入关,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驻重兵,加强防守。兵部尚书张鹤鸣感到罪责难逃,便乘机请求出关视师。皇帝是非不明,毫无主见,只好答应张鹤鸣的请求,给他加太子太保衔,赐予蟒玉、尚方剑,还给他配备了随行的将佐。升任王国梁为总兵官、何栋如加升太仆少卿,赞划军务。发币金三十万两,解送山海关以供使用。

  在这人人退缩,个个胆怯的时刻,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毛遂自荐地说:只要兵马足、钱粮足,我一个人可以挡关。袁崇焕临难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当即下旨任阎鸣泰、袁崇焕为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实干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后,既不求奉圣旨,也不告辞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关而去[3]。

  当时的辽河以西,除了从广宁到西宁堡(今辽宁省盘山县东南“西丰古城子”)一线,后金设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区后金还没有力量占领。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归顺后金。义州东南的戚家堡,锦州南的双山堡、十官儿屯等地少的有数千人,多的有数万人,合计起来不下十余万军民占山抗金,等待明军的救援。广宁失守以后已经半个月了,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只有后金数十名骑兵巡视,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军的房屋还都完好无损,大炮还放在原地没动。中后(今辽宁省绥中县县城)、中右(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沙后所)、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县城)、中左(今辽宁省锦西县东北“塔山”)等处,明军退走后,成了无人占有的中间地带[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回兵辽阳以后,命令都堂兼固山额真阿敦、额驸李永芳和阿布图等,在沿边各城堡任命官员,设置边台和哨所[5]。为了都城的安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前住在辽阳的东城,命令李永芳驻守旧辽阳城。边防的守军分作三路,一路驻守在镇江,防备朝鲜王国进兵。一路驻守在辽南四卫,防备明朝登莱水师。一路驻守在广宁沿边,防备西部蒙古侵犯[6]。从广宁到西宁一线,每二十里设立一个哨所,每个哨所设置大炮四门,所内安排女真兵一个,间置汉军兵卒四人,夜间轮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还放有游动哨,这种哨卒可以远到松山、杏山一带进行巡逻。

  明军退出广宁地区以后,在右屯卫抛下的粮食有五十多万石。时值辽地年荒,人们都视粮如命。努尔哈赤对此当然十分重视。他除了派兵各处搜集粮食以外,在右屯卫派遣重兵层层防守。先从广宁城推来战车三、四百辆,守卫右屯卫的城门,内驻一名主将,四名游击,统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汉军轻骑两万多人,战车五千多辆,环城防守。同时,由八旗共派出八万多人,出动大轱辘牛车三千三百六十多辆,陆续将右屯卫粮食运往三岔河、牛庄、海州、辽阳等地,前后搬运十个月之久[8]。

  当努尔哈赤积极搬运粮食,全力解决国内人民缺粮的困难时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骑兵不断出来抢些粮食,明军竟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进行一次象样子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得以安然运走右屯卫粮食。

  明军为什么不阻止和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呢?这是因为明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在二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后,命令锦衣卫逮捕了王化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经略的职务,命令他回到原籍去,听候处理[9]。这样,辽地的守军失去了指挥的能力,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王在晋到关以后,认为过去清河、抚顺的失败在于守将轻敌,三路丧师在于统兵将帅轻进,广宁失守在于边将轻易出战。曾说:初坏(即抚顺、清河失守)辽东已经成了“危局”,再坏(即开原、铁岭失守)辽东已经成了“败局”,三坏(失掉沈阳、辽阳)辽地成了“残局”,四坏(失了广宁),全局都捐弃没了,没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辽地人民畏惧强敌,生来都习惯于散漫,不能吃苦耐劳。辽人若是当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于这种认识,尽管山海关内外还有主客官兵六万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辽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县南菊花岛)游击金冠还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寿统率的辽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晋仍然认为不能动,决定全年修理兵器、制造战具,等元气恢复了,兵力集中,粮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机会袭击广宁。在王在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关东边塞拥兵七万多人,竟没有派出一队兵卒到右屯卫去主动破坏努尔哈赤的运粮行动,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晋用兵的原则是,没有恢复全辽的力量,不可去恢复广宁,没有具备消灭努尔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复全辽。因此,当前只有守住山海关,不可前进一步[12]。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后金已经进入辽沈一年多了,诸事都已经有了头绪,王在晋还象做梦似地议论说:辽阳不过是努尔哈赤的新居,是个“浮寓”(即临时住所)而已。东有毛文龙牵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头,努尔哈赤必然龟缩起来,以求得自己存身罢了。我军可以乘此机会,进行整顿,并认为明军出山海关三百里既没有谷物可吃,又没有田地可耕。后金军前进没有粮饷,后退没有米食,必然会抛弃广宁,只有明金双方据辽河而守,因此,王在晋在前屯、宁远一带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命令军士去收取遗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辽人逃跑时丢弃在各个村屯的窖藏,运到山海关前,再用布匹与蒙古各部交换[13]。宁远城中的卷案、册籍、铜斤、大炮都没有动,而王在晋既不敢派兵驻守,也不敢前去搬运,都是蒙古各部运送到关前,甚至连樵采、烧造砖瓦等杂役,也依赖蒙古各部[14]。王在晋死守关城、坐待时机,是明不派兵骚扰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三。

  王在晋守辽三个月以后,感到坐在关上也不放心,长城不一定可靠,于是他又请求在八里铺(今秦皇岛市东北“八里堡”)再筑一个城,宣称建这个城有十二便[15]。就这样,王在晋守辽近八个月,费金多达百万,恢复失地仅有八里,被当时的人当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时议起这件事来,无不“哄然”[16],这是王在晋不派兵扰害努尔哈赤运粮行动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晋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他的功绩在于使用了旧臣王象乾,联合蒙古各部,牵制了后金,使努尔哈赤没有能够得到西部蒙古的帮助,不敢轻易的举兵西进。但从王在晋守辽的全局来说,尽管皇帝认为他是“熟谙韬钤”的人物,实际上他拙于战守是一目了然的。时间过了不久,明廷的阁臣孙承宗巡边,到了中前所,观察了山川形势,认为宁远、觉华岛是天护重关,不能不守,他力劝王在晋发兵驻守宁远、前屯等地。王在晋执意不肯,孙承宗与王在晋谈了七昼夜,说得口千舌燥,王在晋仍无动于衷,龟缩不前。孙阁部毫无办法,只好把王在晋守边的情况向皇上报告。皇帝听了大吃一惊,便借王在晋生病之机,下旨召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晋接到圣旨以后,竟说:臣见了圣旨,望西遥拜,喜出望外。自从有了辽事以来,守边的大将死的作了沙场的鬼,活着的逮捕成了“缧绁”之囚,我幸而安全得归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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