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类，渐有记注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文字和史的
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探求到文字的来源，是这么说的：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 "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或者那正是伏義皇的八卦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
记，何况还会有五百二十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这些图形上，又能发现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在古代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口下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不时生出新字来。
鲁迅从文字进化的轨迹，看到拼音文字的必然趋向。首先，他先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象事"，也叫做"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盔"，有吃有住，安宁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盔"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它至少要画两样。如"寳" 字，至少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寳"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
夫。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可以分出来的，但文字究竟是文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
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巳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上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但古人并不是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事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揩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还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 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他指出今日的中国文字，已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了。我们知道鲁迅是章太炎的弟子，太炎先生是清代经学家以治文字著称的，而清代文字的研究，虽有从"形义"着手的，^ 但他们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声韵这一方面，太炎师弟中，如黄侃、钱玄同，都专攻音韵之学，鲁迅在这方面，不仅有所感染，而且有所专攻的。所以，他的话
虽是很通俗，却是先深入而后浅出的。
他对于古代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提出特出的论断。他说，对于这问题，
现在的学者们(：指胡适之派)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
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 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
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确的口语，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学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也不过在特别情形下，采用一点俗
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好别人的文章的脾气的，他的推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
的象形宇，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鲁迅指出文字这一工具，被统治阶级所独占，于是文章成为奇货，可以说
是他的社会文艺观。他说：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
西。特别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
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
者。到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他限于资格，他不配。
而且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
秘阁，副在三馆"。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
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也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原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是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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