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
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
访问半农的心思。"①
最后，鲁迅以最悲切的话作结。他说："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
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
有益。"②
在鲁迅的朋友之中，应诙说到"内山完造"那是无疑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八人之中，内山完造即是其中之一。说到内山完造，我们都该记起上海北四川路底那家内山书店，是我们时常在那儿歇脚闲谈的去处。这位矮矮胖胖， 时常笑嘻嘻的老板，他是在中国住了三十五年，成为中国人的朋友。他曾经写过几篇谈中国社会文化的随笔，他是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
内山的第一部随笔《活中国的恣态》，鲁迅曾经替他作了序。他说："著者
内山完造)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巳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 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4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4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底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
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笔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
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③(内山曾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
①②《鲁迅全集》第6卷，第16―"页。@同上书，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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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
鲁迅死后，内山曾经写过一篇追念的文字，从这篇追忆文，更可以了解他们两人间的交谊。内山开头叙述鲁迅垂危时的情况，以迄于长逝，那时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六时二十五分。以下便是他就记忆所及的平日谈论的片断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是亲日呢?还是排日呢?
听着这十分愉快的漫谈，还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时亲日，有时排日吧!
听见我这么说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内山在另外一段随笔中说，"上次战争中(指中日战争、大家都知道其人本是日本诗人的米野口，亦即野口米次郎，在前往印度途中，曾经路过上海。为了一定要求会见鲁迅先生，他拜托朝日新闻社出面，在六三园设席，促成会晤。当时，杂谈之后，野口质问道：'鲁迅先生，若是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不能使中国人民安定，中国可不可以也像印度把政治和军事委交给英国的办法， 把政治和军事委交于日本呢"话说得太重了，说得更明显一些，根本就意味
着'中国应该向日本投降了、然而，鲁迅对于这种侮辱性的言辞，毫未动怒， 却极为冷静地说^这就是感情问题了。要是同样地把财产散光，则与其让强盗强夺，还不如让败家子用光罢。要是同样地被人杀死，则与其让外国人来杀，还不如借本国人之手杀掉。，野口先生别无他法，只有沉默，对谈也就此告终。
老板，你也晓得的那位爱罗先珂曾经说得好：日本人很听从、遵守上
头的人所说的话，官吏尤其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最便于施行政治的国家。中
国人却恰好相反，对于人家说的话语，首先加以怀疑。尤其是官吏所说的话， 是颇为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乃是个最难于施行政治的国家。，我也觉得，这是
实在的情形，例如长官对一个警察说：这是一个恶人(对于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个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审问过一回，似乎就巳经决定他是一个罪人; 因此，一个给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这一点，也已经可完全决定他是一个坏
人)，那么，警察的自我意识，就完全不会活动。不，应该说是：他不会使自我
意识活动起来去研究那个人。他只是跟长官所说的一般地把这个人决定为坏人而加以处理。这似乎是把长官的话，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在中国却完全相反;虽然长官说这是罪人，是个极坏的人，但人家决不会相信他的说话。虽然因为是长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当作罪人来处理;但他一定会让自我意识活动起来;一定有着别的看法，他一定会有着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曰本易于完成其统一、中国却难于统一的大原因。"像这样倾心的闲话，不是交谊最深切最知己的说明吗?
笔者曾经细细翻检《鲁迅书简》，看和他往来的这些友朋之中，还有哪几
卜是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郁达夫、孙伏园、许欽文，都是往还很密切的
水
秋白、沈雁冰、陈望道，是另一型的朋友。黎烈文、赵家璧、郑振铎，则是编务上有联络的朋友，交情不一定怎么深(黎烈文的关系深一点)。左翼作家
中，冯雪峰、徐懋庸、曹靖华、萧军比较接近，照冯雪峰的说法，他们似乎影响了鲁迅的思想脚步;我却采保留的态度。依鲁迅回答徐懋庸的信中话看来， 鲁迅和他们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也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的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
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明胡风是内奸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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