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 问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完全由鲁迅担任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这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飚》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原因了。
从手法说，髙长虹不仅不十分高明，而且经鲁迅一揭穿，格外显得十分卑劣的。他在另一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狂飚》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尚钺坏极，听说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长虹似乎在上海。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极坏的骗子。"②而鲁迅那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说：
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飚社广告"说：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
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仁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埯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38页。
同上书，第590页。
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
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近有长虹在《狂庵》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賜以第三次"纸糊的假
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
所知，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①。
长虹他们，一面要利用鲁迅这一招牌，一面又在明显地打击他，这也是鲁迅接近青年后，所最痛心的打击。鲁迅曾在写给景宋的一封信中说:"有靑年攻击我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②
不过，在恋爱场合，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竞争，看起来，中年人尽管有若干显著的弱点，然而胜利常属于中年人，这也是鲁迅所以轻取"嫦娥"的快意之举。鲁迅和许景宋的情书，以《两地书》的书名刊行，其中虽有删节之处，大体上，可以使我们看了，不觉得肉麻。鲁迅自言："《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三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我们所经历的真相。"③这话说得很老实。但一个人的情书，都可以公然出
版，而使人读了 ，不觉得肉麻，其人襟怀坦然，可想而知了 。
从鲁迅小说中的分析人性来说，他可以说是烛微窥隐，最能了解人类的灵魂的。
《鲁迅全集》第3卷，第378页。
《鲁迅全集》第7卷,第246页。
同上书，第20页。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鲁迅对于真的朋友的性格分析，就没有这么真切而确当了。他是说：《狂飚》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而向培良对他的观感究竟如何呢，这倒是有趣的对比。向培良，湖南人。在北京时，他与鲁迅往还很密切。《华盖集》所载的《北京通讯》，便是写给他的，他一直到鲁迅离开北京日止，对于鲁迅都是很推崇的。鲁迅离京前那篇《记谈话》,便是向培良所记的，他在《记谈话》前面有一段引言说:"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中，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 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北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①这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景仰与依恋。其后不久，为了他的稿子，引起了《莽原》社的分裂，而他走了知识分子的游离投机的老路，到南京去主编《青春》月刊，反对普罗文学，提倡"人类的艺术"，鲁迅才在上海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他有所指斥。鲁迅说:"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指向)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就是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子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并不箅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叭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予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② (当时向培良曾在南京的一张小报上写了一篇《答鲁迅》，大意是说：叭儿狗的祖先也是狼，如果鲁迅再攻击他的话，他便要露出狼的牙齿来了)
到了鲁迅去世了，向培良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了。他曾在《〈狂飚〉周刊题记》中说:"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不知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处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此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打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我们拿这
段题记来和徐懋庸最后写给鲁迅的信对照着看，那更觉得有趣。"知人则哲"，鲁迅也毕竟是不十分了解人性的呢。
鲁迅在厦门时期，似乎情绪上很消沉,而莽原社的分裂，也给他精神上以很深重的打击。他在一封写给景宋的信中，说："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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