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听信廿余个小人，时时密商于韦贝，韩国将不附属于中国，如果中国不允许，请俄派兵相助保护。韦贝迟疑未许，说恐怕中国先动兵。韩国的小人说，中国兵无用，如俄国兵来，中国兵必退。韦贝许以三思再定。正逢闵泳翊回宫，韩王使他决断此事，他知道韩国朝廷蓄意已久，这群小人固结太深，如违背此意，不但会为韩王所疏远，而且将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佯作顺从引俄之议而背地秘密通知中国，即藉中国之力尽除群小。有这样的变化，才可以持久。
次日，袁即建策北洋：
力持依附俄国者乃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耳，然亦不过迎合韩王的心意藉以为进身之阶。如果仅除掉诸小人，也还是不能清其本源而杜绝后患。暗查韩王现在祈求西方国家的保护，要求(与各国)一样平等，时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中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以至鼓惑日深。甲申事误于引日拒华之议，近年来谬于引俄背华之议。自从撤去金允植，而引俄之议遂决，所以会这样，韩王首先有此意向而群小随之附和而已。
圣朝驾驭属国，惟尽仁义，从韩国来看，以为(我)碍于各国不能把它怎样，渐渐尝试滋长，以至没有忌惮。以世凯管见，韩国纵然送文件于俄国，俄兵未必能速来;不如待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先派水师，少量搭载步兵，奉旨迅速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另立李氏王族中的贤者。随后以数千士兵继续东渡，俄国见中国兵已先入，韩国另易新君，或可平息事态。……如能明降谕旨，再由宪(指李鸿章)授谕大院君相助，三五日即可安定，还不难办。如待俄兵先入，恐怕中国难以措手。23
袁密电中将欲图自主的韩国君臣称作“昏君”、“群小”，提出以“废昏立贤”扭转朝鲜的离心倾向，充分反映出清廷对弱小国家民族的帝国主义嘴脸。但如前所述，本书主旨不在于明辨外交上的是非，故对此不予置评。通俄密函事件，事后证明为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克录制造的骗局，意在离间中俄关系。但袁、李处理该事件的所作所为，亦可见清廷对朝鲜实施政治干涉之一般。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袁世凯在面对突发的重大事变时，具有很强的应变和筹划大局的能力。首先，他指明问题之症结在韩王，不去韩王，不能扭转局面，而这只能以武力完成;其次，欲擒故纵，待韩联俄迹象明显之后，清廷可利用地理位置近的优势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政变，造成既成事实，使俄难有干预的借口;至于善后，可推出大院君，将早已安排好的这着棋付诸实用，而英、日等国均反对俄国介入朝鲜事务，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袁之对策颇得李鸿章青睐，他于8月13日(旧历七月十五日)致函总署，认为，“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建议允许袁世凯与大院君“筹商一切，如果大院君有诛戮乱党的能力，即支持他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但由于刚与日本签定的《天津条约》中有一方出兵朝鲜，必先通知另一方的约定，为稳妥起见，李建议“令徐承祖(时为驻日公使)知照该国外务省，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到时应否简派钦差使臣，修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24。”而慈禧于8月17日下达的懿旨为：“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但允许李鸿章“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25”。李即下令丁汝昌出动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同时准备运兵船只，并电告袁世凯。
但袁不是那种奉命惟谨的人，他的作风是快，所以不待朝命就行动起来。先是，他发现俄使向其国内发送长篇电报，因电线损坏未能发出，当即命令报务今后应借口电线未修好阻其向俄国发送电报(由于朝鲜之电报业务操纵于清廷手中，故中国占有信息通讯上的优势)。袁怀疑俄使所欲发出的即韩俄密约，为抓到证据，遂强使其在宫中的内线闵泳翊盗出密件，闵于是交出一份以领议政大臣沈舜泽署名的致俄使韦贝的密函，内容是朝鲜欲行独立自主，请俄国协助并派兵舰保护等等。袁以为抓到真凭实据，一面火速电告北洋，要求抢在俄国之前发兵，一面虚张声势，于8月14日在官邸宴请朝鲜军政大员时出示伪造的清廷电报，称“金州七十二营今午乘轮赴高丽王京”，并对朝鲜背清联俄，私通密函之事大发雷霆“厉辞责问，喻以利害，俱悚惧，驰入宫”;袁也随后进宫面见国王，要求“速肃清君侧之奸臣，以缓和局势”。朝鲜君臣不明就里，十分惊慌。15日，大院君来访，袁继续施加压力，“凯告以大义，嘱付他赴宫泣奏韩太妃，痛陈利害。”数日之内，朝鲜政府大臣沈舜泽、金弘集等穿梭往返于王宫与袁的官邸之间，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提出“索还文凭，查办小人”，否则天朝将兴兵问罪。国王遂于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等主张联俄大臣免职，但密约一事，朝、俄双方均予否认，形成僵局。而袁世凯见“赤手舌战”，已不足以震慑，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大员率兵查办”，他认为，“此时臣民发生内讧，举国鼓噪沸腾，如果有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擒拿群小，押解到天津听候询问26。”北洋方面在接到袁的报告后即通过使馆通告日本，查询俄国，日本不以为然，俄国则一口否认，而朝鲜君臣则坚持所谓的密函为小人所伪造，而盗出密函的闵泳翊也出走烟台，出兵一事遂失去根据，最后不得不以朝政府声明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辩诬草草了事27。整个事件过程中袁的高压、恫吓和专擅做法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日俄等国使节，使总署对袁的表现感到不满;李鸿章则再次予袁以有力的保护，在致总署的信函中，他暗示，比袁更优秀的人才并不容易物色：
外交“双簧” [二]
各国驻韩使节趋向不一，日来颇怪袁世凯多事，大概都有嫉妒韩国为我属国之意。……袁守精明而刚躁，鸿章经常剀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武之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变通用之。只是他在洋务方面素少历练，年龄资格也较轻，诚如钧谕，宜预先估量通达洋务者，作为他日替换的人选，但这是篇难作的文章题目，通达的人才也是不易得到的。28
平心而论，袁穷竭其智计、手段维护国家(清廷)在朝鲜之利权，原系职责所在，他无非是想干得更漂亮些，本无可厚非，何况当时袁尚不满三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袁若手中有兵，想必会如甲申一样当机立断，先斩后奏的，其后果如何殊难逆料，历史或会与后来之面目有所不同。历史就是这样，冒险犯难，成功了谓其有胆有识，失败了则谓其偾事辱国，不当其事责者尽可以大发事后之议论，但身历其境，议论者的表现或远不如当事者。故谈史论人，若中肯必心存恕道，即设身处地是也。李鸿章当国数十年，深识其中甘苦，故能对袁之实心办事了然于心，一力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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