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全国处于骚动不安之中。东学教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于朝鲜的一种民间宗教，其基本教义杂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会平等、反对贪官污吏和外来思想影响，在农村和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东学教的创始人是崔济愚，由于其思想传播愈来愈广，信徒愈来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将其逮捕，翌年将其杀害并禁止信奉和传播东学教。但东学教仍在地下传播与发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发起了为教祖崔济愚申冤的活动，希望借此使东学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余人赴汉城上书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号，并在忠清道组织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报恩集会，要求废除取缔东学教的禁令，号召广大教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朝鲜统治阶层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感到单凭安抚已无济于事，而仅靠自身的力量亦难以镇压，遂再次求助于袁世凯和清廷。
袁世凯一向主张早遏乱萌，早在东学教掀起为教主伸冤的活动时，他就“屡次劝韩廷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汉城上书时，他又建议朝政府要“格外镇定，毋遽惊惶。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厉其余，并出示剀切的谕令禁止。”在东学教举行忠清报恩大集会时，面对渐成燎原之势的动乱，朝鲜王室、政府方寸已乱，筹商于袁。袁遂建策“劝其简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58。”但韩廷畏葸不决，经袁再三劝说，并表示愿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鱼允中带兵赶往忠清道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就袁世凯为朝鲜政府设计的对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对民间社会动乱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断。对东学党这类以“神道设教”方式动员组织群众的民间宗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之太平道、白莲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时将其遏制于萌芽之中，往往很快发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乱，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而消除乱萌的手段就是擒贼先擒王，凡民间宗教运动均建立于对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们建立于这种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会随之崩溃，整个运动自会土崩瓦解。
凡一种民间宗教运动的兴起，多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腐败，镇压是治末，改良政治方为治本。袁建议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邑贪吏苛政分别汰除”的用意即在于此。改良政治，消除腐败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数人的满意度提高了，对社会的未来、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数野心家就难有作为，历史上政治开明、国家繁盛时期几乎没有动乱的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动乱已成气候之际，政治改良缓不济急，为免于整个社会的崩溃，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样使用，却大有学问。举而不用，通过暴力的震慑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于对手，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则通过谋略制胜，分化瓦解之，诛杀祸首、胁从不问，袁所建议的即此种方法，其后来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时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动乱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议，因朝政府“诸多畏葸，意更游移”而未能全部采纳与实行，东学党运动在消沉了半年之后，又在全罗道复燃。
1894年3月，全罗道古阜、泰仁两郡数千东学教徒和农民在全?准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先后成功攻击了两郡官署，并向各地广发檄文，称：“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9”，号召广大民众加入起义。5月31日，全?准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起义势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庆尚、京畿、江原、黄海等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
早在3月古阜爆发起义时，袁即电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弹压：
外交“双簧” [四]
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凯屡劝韩国政府严厉缉拿惩办，终畏怯不敢。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禧在明)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数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出面)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60
甲午战争后，国人追原祸始，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无论清廷派兵与否，日本武力干涉、控制朝鲜的大计已定，或迟或早都会挑起事端，找到借口的，如前面提到的经济赔偿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袁的任务就是控制住朝鲜，阻止列强的渗透和干预。从袁上述要求派兵的电文看，其动机在于稳定住汉城的局面，杜绝列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干预朝鲜局势，与朝廷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可由他就韩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给李鸿章的电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建议派陆海军赴朝平乱61。而且李鸿章之相信日本不会出兵，也是日本人积极诱使的结果62。至于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为其出兵朝鲜的借口，其远因恰在于十年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定的《天津条约》中给了日本人这种借口。6月7日，在接到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清廷派兵赴朝鲜平乱照会的第二天，日外务省即复照宣称，日本将依照《天津条约》之规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驻华代理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清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宣布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63。”而实际上在接到清廷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遣海军陆战队400名随其赴朝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日本谋占朝鲜，处心积虑已二十余年，计划、准备十分周密。东学党起事后，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团体玄泽社，派内田良平等党徒赴朝鲜打入东学党内部，以同情起义者的姿态推波助澜，并企图将运动锋芒由“逐洋灭倭”引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势力方面。袁对此有所觉察，而李鸿章犹认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韩匪起事。来电似尚不知韩国有内匪也。……伊藤与我交好，并非虚伪64。”外交之诡道的表现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背后隐藏着的是尔虞我诈的利益争夺，办外交几十年的李鸿章怎会看不透?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李鸿章甲午兵败后失势，仅挂个总署大臣的名义略备顾问而已，居住在京城贤良寺，也是门庭冷落。闲下来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曾话及曾国藩在办外交上对他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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