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
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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