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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_刘忆江【完结】(33)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国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5

  由于俄国所提条件大有独吞满蒙权益之意,引起了视东北为其“国防外线”的日本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于是日本拉俄国的老对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劝中国勿与“别国”(即俄国)另定割让土地及独享利益的条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清廷的态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劝阻俄国,中国则尽可能地两边都不得罪,总的原则是“因应机宜,善为操纵”。俄国公使格尔思则威胁李鸿章说,中国如果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满洲必永为俄国占领,此事与各国无关,应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国发出签约的最后通牒,限令中国26日之前签字。李鸿章的对策是拖,后来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提议先定公约,后议专约,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由于想在“公约”之外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国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条件,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清廷于是通过刘坤一、张之洞等向英、日等国透露俄国的要求,激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迫于压力,4月12日,俄外务部向英美德三国公使否认俄曾向中国提出过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驻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藤,中俄立约作罢,东三省仍照以前办理,加藤当即转告清廷驻日公使李盛铎,并叮嘱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随时与英、日密商。诚如张之洞所说,中国此时的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个字了6。

  但是,俄国是不会无代价地将东三省璧还的,其他列强当然也不甘心俄国独吞东北的权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来,俄独吞东北,对日本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太后闹义和团把它们闹到了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列强仍然是同床异梦的,其中俄国尤其狡诈。庚子年的闰8月初4日,在马上就要拿下盛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俄国忽然向其他列强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馆人员将一并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这对原想团结一致压迫清廷做出最大让步和赔偿的其他列强,分明是拆台;对清廷而言,则是示好。他们为什么要撤到天津?因为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要从那里上岸,而李鸿章被俄国视为“亲俄派”,奇货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国派兵严密保护了起来。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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