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首义之中心人物蔡锷将军，当时正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的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我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蔡君赞成我的话，所以在京与他(指袁世凯)虚与了委蛇两个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召戴戡59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于是与蔡君定策于我在天津的寓所。后来的种种军事计划，全都是当时数次会谈的结果呢。当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就是我与戴、蔡两君在津所作的策划了。60
此后，蔡锷每周均赴天津与梁密议，但对外则大行韬晦之计，积极附庸帝制运动之外，则醇酒妇人，寄情声色。11月11日，蔡以有病赴日疗养为名，潜往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乘船赴日，在神户转船南下香港，与戴戡会合后经越南河内转赴云南。12月16日，梁启超也以赴美治病为名，离津赴沪，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61会商，确定了进步党反对帝制到底的立场。12月19日，蔡锷、戴戡抵达昆明，连日与唐继尧等举行军事会议，筹议举事。袁世凯此时虽已知道蔡、梁有反对帝制的密谋，但可能觉得这是两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一时意气，搞不出什么大事情，所以并未重视，而是兴兴头头地继续其帝制运作。在蔡等到达昆明的那天，袁下令设立大典筹备处;次日又申令颁给徐世昌、赵尔巽62、李经羲、张謇以“嵩山四友63”的称号;申令新朝永远废除太监、宫女、跪拜之制;21日和23两日，则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启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蔡等于次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次日，即由唐继尧、任可澄64向袁世凯发出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并限袁于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同时又通电各省，请联电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电宣告独立，号召讨袁;次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就任护国军第一、二、三军总司令。27日，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得知云南宣告独立后的措置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命令云南临近各省“严筹防剿”，派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迎击蔡锷，以曹锟为督师，统率北洋进剿云南的各路军队，另派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会同攻滇。袁此时仍把云南独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远不如国民党，不足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与彼时大不相同。当时舆论、人心多在中央一边;而此刻，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的阵营内部正在离心、瓦解，而他帝制自为，背誓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又为所有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过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问过他，如果他从政，首先会做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5”。后世“名正言顺”这个成语，就是出典于此。袁世凯之所以非要诉诸“国民代表”的公决、选举，为的就是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失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自己当皇帝制造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这样做骗骗老百姓可以，官场上的人心里可都是明镜一般的。譬如说那些负责安排、监督“国民代表”公决、选举的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公私密电，指授机宜，在这套玩弄民意的把戏中，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呢。这些人中，对袁氏不满，有积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于公义，如蔡锷、梁启超等;有的是出于私怨，如对袁实行中央集权，裁抑地方势力的种种措置感到威胁的地方军头和北洋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心怀怨望的将领等等。在袁氏称帝之前，他们尽管不满，却难以出头对抗，原因即在于袁的诸般政策“名正”;而“称帝”则不然，袁既背弃总统誓言在先，又玩弄、强奸民意在后，在名义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呼，所有的积怨、不满即可借此爆发出来。袁世凯在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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