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88
“儿子愚弄，群小包围”，是使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也是专制政治圈中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不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存了当皇帝的私欲，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给了“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督军，作为冷眼旁观者，后来曾指出：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89
譬如，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小袁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很关键，于是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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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 [六]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员，可想而知，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当然，袁世凯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谄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谏的朋友。譬如当年与他一起在直隶办新政的严修，可说是袁世凯的患难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凯失势，罢官回乡之时，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于出头说话的，独严修上折为袁鸣不平，且亲自到车站为袁送行，自己后来亦因此丢官。袁世凯复出后，一直想以高位酬报这位患难朋友，但严修绝意仕进，拒绝了一切高官厚禄，以在野之身从事教育，今天的南开大学就是严所创办的。但严修答应袁世凯看顾指导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于严修都有师生之谊。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严看出袁世凯有称帝之意，出于私谊公义，他致信张一?，要张向袁转达自己对帝制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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