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家亡与不亡，要看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宪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长。今天议论(更改国体)的人，以无耻引导人，金钱诱导于前，斧钺威逼于后，誓词等于玩笑，明令全都是骗人的话语。这样做而想要有良好的宪法产生，清白的人才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以我大总统的明哲，绝不能不考虑这些。特以受总统恩遇之隆，无以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故敢于恳求有机会时代我陈述这番道理。91
严修这番话说得够重了，但仍觉得不能释怀，故于次日进京，向袁面陈意见：“若这么办事(指帝制)，则信誉成为妄语，节义成为虚言;公(指袁世凯)虽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体的92。”事实证明，日后出现的正是严修所预见到的那种局面，可叹的是，袁执迷不悟，把严修的话当作了书生之见。其实，严修是“旁观者清”，而袁世凯才是“当局者迷”呢。
严修、张一?(据说还有王士珍)的劝谏是袁世凯所听到的北洋内部惟一公开的反对意见，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认识到“忠言逆耳”的意义，但为时已晚。张一?回忆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时期，与我最亲。有一天召见我三次谈话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谈。有一次项城说：“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真正是国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张一，仲仁为其字)在我的幕府数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即严修，范孙为其字)与我相交数十年，也未曾说到过官阶升迁。(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面前而不能听从其劝谏，我甚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国的怀抱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荪(即梁士诒，燕荪为其字)原来不赞成，今天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说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会解体，最后依靠谁呢?还说得上不是首鼠两端。那些(原来)极力推戴，今日又劝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畏惧呀!”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说出这番话来，毕竟是英雄本色啊。93
在这里需要补上一笔的是日本在帝制运动期间的态度和和活动。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前，中国任何重要的内部纷争，日本都非要在里面搅和一番，这已经成了常规，讲这一段的历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使领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五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文、岑春煊、黄兴等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94。”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95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作出了支持倒袁的决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二十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一百四十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的老对头岑春煊一百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等等。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了。
袁审时度势，知道帝制已不可为，与梁士诒计议之后，于3月20日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使、平政院院长等集体商讨，决定撤消帝制;次日又与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会)讨论帝制取消后的善后问题;22日，袁正式宣布撤消帝制，也就是本章所选的大总统申令。这篇申令据说出自张一?之手96，张为跟随袁多年的亲信幕僚，故在此篇类似于罪己诏的申令中，仍极力为袁开脱。虽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将接受帝位，说成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所以，袁世凯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诚”这两个字上，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又怎能取信于人呢?
徐世昌于取消帝制的当日被任命为国务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两人与黎元洪联名致电各省，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平息)干戈，共图善后”。而西南方面却并不买账，3月26日，蔡锷等复电提出了要袁退位的问题：“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坠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着悲天悯人的怀抱，从事洁身引退的计划，国人轸念从前的勋劳，感怀袁公的德义，以馨香崇奉，岂有涯量97!”此后，护国战争的重心转向了袁世凯退位的问题。反对派方面，自然是穷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罢手。各界劝袁退位的电报也是纷至沓来，造成了一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由于在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广东、浙江、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辛亥年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居间担任调解任务的冯国璋、陈宦等人，与西南不谋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实是一致的。3月30日，陈宦即致电蔡锷，赞成倒袁，从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举一人为总统。而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大势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据梁启超派去运动冯国璋的黄溯初说，他们用来打动冯国璋最为有效的诱饵，就是当总统这件事：“最足以打动冯者，不外乎总统终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凯)若为帝制，则彼(指冯国璋)终为人下而已。……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即梁启超)代为致电蔡锷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总统梦98。”冯想当总统还可以从他反对黎元洪按约法继任总统职务的主张中看出来，为此，他后来甚至又赞成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了。冯既然有了这样的居心，又担心袁一旦缓过手来会报复他的不忠，故也于4月16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冯国璋在北洋集团中带了这个头后，陈宦、汤芗铭、靳云鹏等亦公开通电请袁退位。西南方面又于5月8日在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陆荣廷、梁启超、龙济光、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琨为抚军，遥奉黎元洪为大总统，继续迫袁退位。此时的袁世凯所面对的是烽烟四起，众叛亲离的局面，甚至跟了他几十年的小厮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欲退不甘，欲战不能，他的方寸乱了，他的身体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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