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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