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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