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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_刘忆江【完结】(32)

  赛尚阿督师广西,随军的幕僚王拯,也记叙了清军作战的情形:“南北两军各营一二十里之外,日报胜仗,动称擒斩数十百人,而实则我军驯至见贼即走,贼胆日张,而军威日亵。”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将不知兵,兵不习将,不重侦察,不讲计画,乡团不整,则民心未固,而贼之所至则望风奔溃矣。招勇不精,则士气多杂,而贼之所向,争为趋避矣。且赏罚不能立予破格之恩威,则军民感激畏惮之心不生,虽拥三军,犹匹夫耳。”75

  我们再来看清军的对手。拜上帝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或是长年务农的农民,或是种山烧炭,开掘矿石的炭工或矿工。显然,比起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清军,会众们身体更强健,意志更坚忍,而且迁徙不定,四处为家的传统,使他们更有凝聚力,更容易抱团,在面临美好前景与目标时,他们也更容易舍弃固有的一切。拜上帝给与他们一种信仰,一种献身精神,大难将临的预言使他们更服从教主的召唤。而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团营制度”,又使他们更有纪律,并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

  “团营”的内容究竟如何,书阙有间,于今已难得详情,但从后来太平军的军制,还是能窥到它的影子。76洪秀全等搞出这样一种组织与动员会众的方式,而且行得通,得益于上述客家人的禀性与宗教狂热。正是客家人的性格,会众才肯于举家、举族赴召,甚至不惜毁家纾难,一把大火烧掉房屋,掉头而去。正是宗教狂热,方能使会众甘心将私财缴入“圣库”,甚至泯灭长幼辈分及夫妻界限,彼此一律以兄弟姊妹相称。一入团营,则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即使是夫妻,也只能一周会面一次,在第三者的监视下谈话;男女大防极严,犯者死罪无赦。当然,作为天父上帝诸子的领袖们不在此列。77据简又文先生分析,团营制度的好处是:会众行军作战不至于为家室分心;也不至于因男女情欲分心;妻女姊妹分入女营,无异于人质,从而杜绝了叛变与开小差的可能。如此,一入团营,只有一条心地跟从教主“打江山”了。但洪秀全也给了会众们一个美好的许诺:一俟打下小天堂(指南京),家人们即可重新团聚而共享天福。78

  以后来太平军之军制(参见表1)作参照,则金田团营作为准军事组织,应有相似的编制:最基本的单位称作“伍”,由伍长一人、伍卒四人构成;五伍组成上一级单位,头目称作“两司马”,统率二十五人,相当于近代排一级编制;每四个“两司马”组成再上一级单位,头目称“卒长”,统率百人,相当于连一级编制;卒长之上为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统率五百人,相当于营级编制;再上面为师帅,管辖五个旅帅,统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团级编制;最高一级称军帅,以总制为辅,统辖五个师帅,一万二千五百人,相当于现代的加强师。在金田时,拜上帝会党徒近万,尚不足以达到后来的规模,但其基层组织方式,应该与此没有很大差别。79

  拜上帝会以团营方式在金田集结后,起初只是与当地团练有小规模的战斗,地方官多以土客械斗视之,并未予以重视,直至各地为官军剿捕追击的会党土匪,越来越多地投奔拜上帝会,官府的目光才开始注意到金田。道光三十年十月,盘踞在平南县大黄江一带的罗大纲(罗亚旺)、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卷嘴狗侯志等八股天地会党徒,投入拜上帝会,其中张钊、侯志等数股因不愿接受会内的纪律约束,旋即降清。起事前夕,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匿于平南县鹏化里花洲村胡以晄家。胡家是当地首富,田产跨平南、桂平两县,年收租谷十余万担。胡本人还有武生的功名。其为人“好高骛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80花洲位于群山之中,地势险峻,只有一条山路可通。官方得知有会党重要人物藏身于此的消息后,浔州副将李殿元,会同知县倪涛及当地士绅,带兵勇团练前往剿捕。会众们凭险拒捕,初战练勇死者五十余人,李殿元遂命兵勇封锁山路,将洪秀全等困于花洲大易山。

  消息传到金田,杨秀清重施天父下凡的故技,声言天父神示,教主有难,号

  召会众前往花洲“扶主”。于是大批武装会众赶往花洲,官兵众寡不敌,洪秀全等遂安然脱险,之后取道思旺墟,前往金田大本营与杨秀清等人会合。十一月,驻扎浔州,接替张必禄统军的贵州总兵周凤岐,派副将伊克坦布等率军围剿,遭到拜上帝会大股武装团营的攻击,官军大败,伊克坦布阵亡。事后署理巡抚的布政使劳崇光(其时周天爵尚未到任)报告称“贼势浩大”,“人数约有万余”,要求朝廷调兵增援。但此时官府仍以为金田一股是“会匪”,仅知抗击官军者是韦正的部下,直至次年正月,尚误认韦源玠(韦昌辉之父)为“尚帝会”之首逆。81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之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即所谓两军相逢勇者胜。拜上帝会是个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组织严密且耐得劳苦的团体,与地方团练及官军大小数十战后,越打越会打,对于作战已无师自通。战斗发生于自家地盘上,人人生死以之;论地形他们远比官军熟悉,论素质他们又具有前述的种种优势,暮气已深的八旗与绿营,又怎能是他们的对手呢?诚如周天爵所论,紫荆山一带,“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叠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现于今,而国事危矣。”82周天爵的担忧,很快就成为事实,而且比川、楚白莲教起义蔓延得更广,持续时间也更久。

  起事伊始,拜上帝会屡战屡胜,不仅广西地方官军、民团不是他们的对手,即使外省调集来的所谓精兵,如向荣所部,亦屡遭败绩。于是身在前敌的三位大员(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名上奏,声称兵力不敷足用,“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要求朝廷派“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83这下,咸丰沉不住气了,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二月),又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随同前往广西督师防堵,并陆续抽调安徽、云南、贵州、湖南精兵各一千,四川兵三千从征。从清廷的军事部署上可以看出,咸丰仍在沿袭前一段的战略错误。首先,派去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号令不一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其次,这个省调几千,那个省调几千,兵力分批次投入,仍然形不成强有力的打击力量。这些老毛病,最终导致清军一溃千里,太平军烈火燎原,不可向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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