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此时，拜上帝会教徒从未与广西各匪党发生关系。官兵搜捕匪徒亦向不干涉教徒，亦无有怀疑教徒之宗教集会者。但如今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被官兵击散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薮，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大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61
一些重要人物，就是为了对抗本地人的仇视与压迫，才加入拜上帝会的，著名者如石达开与韦昌辉。石达开(1831～1864)，父石昌奎，祖辈乃由广东和平县迁居广西的客家人，母为僮族人。石家是当地的富户，故石达开粗通文字，但因父母早亡而肄业。石达开后来被俘后的供述中称：“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共六人聚众起事。”62石达开从贵县带去的人大多为银矿矿工，精于开挖隧道与爆破技术，成为日后太平军中攻城拔寨的生力军。
韦昌辉(1826～1856)，原名韦正，僮族人，广西浔州桂平县金田村人。韦家“素业质库(即典当铺)，兼饶田产，富甲一邑”。63韦家虽富，可世代业农，没有功名，故为当地之强宗豪右嫉视与欺负。“昌辉为其父元介入粟为国学生(即花钱捐了个监生)，榜其门曰：登仕郎。乡中生员梁嘉，唆(使)大黄江巡检拘治之，贿数百金而后已。(韦)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64其家遂成为拜上帝会的大本营与兵器制作据点。金田背山面河，又有山路、水路与平南、象州、永安、武宣、贵县、修仁诸县相通，易守难攻，韦氏又是当地的大族，故被选为起事的大本营。
客家人因系外来迁住人口，要苦干几代，方可能用积累下的资产购置田产，有田产才能向官府纳税完粮，这是客家人在当地落籍的基本前提。而非落籍二十年以上者，无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自然也得不到功名。65这样，当地的士绅阶层均为土著，而由士绅所组织的地方团练，无疑是敌视客家人的。客家人为求自保，必得托庇一个能够包容与保护自家的组织，拜上帝会适时而起，自然会成为客家人投奔的对象。如此，拜上帝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与当地团练组织相对峙。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66
拜上帝会与土著人的首次冲突，起于金田某村的土著抢走了会徒的耕牛。会众派代表前去理论，返回时，本地人依仗人多势众，向代表开枪。会众愤而反击，以少胜多，将本地人打得落荒而逃。其时，官府正以全力剿灭会党与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仅有团练，而团练“以巡抚郑祖琛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不敢起练往剿”。67地方官员不作为，置而不问的结果是，这类冲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直至广西士绅数十人联名赴京上告，广西大乱的的真相才在京都曝了光。据都察院代为呈递的诉状，这些绅士自县、府、道一直到省，逐级上告数十次，竟无一次得到查办。68
道光三十年九月，曾国藩的朋友、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上疏劾奏郑祖琛姑息养奸：“广西盗匪充斥，蜂屯蚁聚，已非一年，该抚郑祖琛事务弥缝。……广西统辖十一府，今有八府绅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阍匍匐阙下，则民不聊生，通省糜烂，已可概见。”另一朋友、鸿胪寺卿吕贤基也奏称：“广西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胁从渐多，滋蔓渐广。”69
后来接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亦肯定广西酿成大乱的缘由在于历任巡抚的渎职：“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而闵正凤(原广西提督)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造反的会党首领之一)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他任兵弁之鱼肉而无一顾惜。”70局势虽然严重，但拜上帝会之事此时尚隐而不显，洪秀全等仍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派人回乡接眷，并通知各地会众赴金田集结。
咸丰对此的处置是，罢斥郑祖琛与闵正凤，发配新疆;启用卧病在家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主持会剿事宜，同时命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广西士绅的控告严加查证。林则徐因病逝世于中途，于是又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驰赴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在罢斥郑祖琛的同时，以原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此外，还调派前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剿，另以向荣取代被革职的闵正凤出任广西提督，并抽调广东、云南、贵州及湖南的绿营赴广西平乱。咸丰平乱的决心虽大，可从其用人调兵来看，可谓师心自用，全无章法。首先，他所用的统帅，虽都有能名，但或年高体衰，或身染沉疴，根本不适宜担任前敌统帅，其中林则徐、张必禄两人均在途中病逝，而李星沅亦于到任后不久病卒，周天爵则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其次，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先后调赴广西的军队有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众多省份的绿营兵，还有闽勇与潮勇，这儿抽一千，那儿调二千，像撒芝麻盐一样。总数虽然不少，却难以形成合力与有效的打击力量。再次，那么多大员一齐派过去，权位相当，谁也不服谁，必然会造成事权不一，相互掣肘的局面。李星沅逝后，咸丰意识到这点，于是再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期望他能以更高的权威，使三军慑服，但仍未能解决不同部队互不配合的大病，错失了将太平军消灭于萌芽之中的机会。
又如长沙保卫战时，“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指前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三巡抚(指新任湘抚张亮基、卸任湘抚骆秉章及江西巡抚罗绕典)、三提督(前广西提督向荣、湖南提督鲍起豹、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指两广总督、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前湖广总督程矞采)。不能灭贼，以至(太平军)北窜，亦一恨事。”71何以不能灭贼，亦在于平起平坐的大员太多，如俗话所言，九龙治水，愈治愈糟是也。
广西平乱的失败还在于清军战斗力之窳败。周天爵72对此曾有生动风趣的描述：“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作战时，“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73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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