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参见同上，第204～205页。
79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80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41页。又参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81参见劳崇光、周天爵有关奏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0、87页。
82《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同上，第88页。
83参见同上，第99页。
84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建号的时间，简又文先生有详尽考证，笔者从之，不赘述。详见《太平天国全史》(上)第四章“金田起义记”。
85洪秀全建号称王十日后，有关金田拜上帝会起事的情况，才首次见诸李星沅、劳崇光与向荣的联衔会奏中：“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等结尚弟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嚣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1页。
86《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咸丰于四月初六日批阅，据此推算此片上奏日期当在三月。参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6～107页。
87《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同上，第118页。
8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56～57页。
89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105页。
90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家居大黎屯。李家先已信奉拜上帝教，遂于此时加入，详情见《李秀成自述》。
9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第44～45页。
92《天情道理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68页。
93《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73、175页。
94《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同上，第209页。
95《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同上，第259页。
96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烈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7页。
97江忠源：《与徐仲绅制军书》，同上，第69～70页。
98同上，第62页。
99江忠源：《答刘霞仙书》，邓瑶编《江忠列公遗集》卷一，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版版，第54、58～59页。
100《咸丰三年正月癸丑谕内阁》，转引自王先谦《咸丰朝东华录》卷十九。
101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4～45页。
102《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五辑之241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56页。书吏在征收赋税，办理案件等公事中，往往与衙役上下其手，沆瀣一气，为自身谋取利益，而浮收倍取的对象不仅是百姓，亦包括当地的有产者——士绅，这自然会侵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会反抗。而府县官员主要关心的是按时足额完成官方交办的任务(任务完成的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其考绩升迁)，故会放任下属。对此，瞿同祖先生在其《清代地方政府》第三章“书吏”中，有详尽的论证，有兴趣者可参看该书。
10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168页。
104同注102，第56页。
105《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版，第12页。
106同上，第11页。
107“八都左光八，窝藏各乡各县贼徒，常有百余人聚会，为八都、廿三四都害将三十年”，“若辈遇强者则窃，遇弱者则劫，各处有齐六七百人立意欲提获究办者，总是受伤而归。自督抚司道而下均案集如林，未有能治之者。”参见曾国潢致曾国藩家信，同上，第86～87页。
108同上，第12页。
109《与各州县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7页。
110《复贺长龄》，同上，第4页。
111同上，第104页。
112廪生，是享受国家钱粮补贴的秀才;生员，是不享受补贴的秀才;增生，在正额之外增入的生员(秀才);武生，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生即武生员，又称武秀才;童生，即读书备考，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参见《王壮武公遗集·年谱》，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60页。
11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11页。
114同上，第113页。
115同上，第118页。
116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版，第335页。
117《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26页。
118《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5页。
11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134页。
120《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1同上，第10页。
122同上，第30页。
123同上，第39页。
124同上，第65页。
125同上，第19页。
126同上，第27页。
127同上，第59页。
128同上，第1～2页。
129同上，第58页。
13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56页。
13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414页。
132《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46页。
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曾国藩并不积极，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将他们编伍，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湘军。
事情起因于练兵。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泛江东下后，朝廷调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前往湖北收拾残局。曾国藩与张亮基虽是初识，却甚为相得，依依惜别之后，1曾国藩回到长沙，将带到长沙的一千乡勇，“仿戚继光兵法编伍训练，以备防剿，名曰湘勇”。2其时，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杨岳斌、蒋益澧、萧启江、张运兰等皆在军中，后来都成了名声喧赫一时的湘军名将。
皇帝交办的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搜剿土匪一事，他很积极，很投入，成效也很显著;可帮办团练，他从一开始就不积极，而是提出，在各县团练中，“择其壮健而朴实”的乡民，加以军事训练，以期成为一支战守兼备的新军。“公曰：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请改募成军，乃可资以讨贼。湘勇之号，自此起焉。”3其实道理很简单，端谁的饭碗，听谁的吆喝而已。
团练是一种民间防卫组织，成员大多为本地农民，平时要务农养家，只能于农闲时抽空训练，加之经费有限，装备窳劣，训练不足，战斗力也强不了。防匪防盗差可一用，若以之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对手，则无异于驱牛羊入于虎狼之口，是绝不可行的。还有个大问题是，办团练要用钱，国家不给钱，只能靠本地的捐纳集资，难度本来就大，且一旦经手人或承办人不可靠，从中聚敛贪污，则非但无益于地方，反而会成为扰民、害民的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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