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白汉生。又不知如何落笔。渐渐地，快要将他淡忘掉。老同学们偶尔相见，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突然想起白汉生的墓穴也在这座陵园里，便依着一点隐约的印象找去。墓区很大，变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终于找到。那是清明过后不久，随处都还留着祭奠的痕迹。香钵里插着燃剩的香签，墓石上留着红色的烛泪，墓碑下摆放着枯萎的鲜花或落满尘土的绢花。还有那种红丝带。这是近两年兴起来的一种风俗，凡来祭奠，扫墓人都要在亡灵的墓碑上系一根数寸宽的红丝带，或许是驱邪，或许是吉祥，或许是表示这个长眠于地下的人，已经有人来探望过，不致显得冷清。远远望过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条条红色的领巾，如同小学课间操的景象。白汉生的墓，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杂草，从墓石周边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铺展开去，让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沦于一团毛茸茸的青绿之中，别有一番苍凉的意味。白汉生是一座单人墓，是那种比较廉价的。形制粗陋，碑石单薄。和那些宽大的合葬墓、高档墓相比，像一个瘦弱矮小发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简单，只刻着“白汉生之墓 爱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数的墓碑，亡者成双成对，生者蓬蓬勃勃——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数十个立碑者的名字布满小半块碑石，给人以儿孙绕膝功德圆满的感觉。
白汉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刚好是20世纪的整个下半页。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两行数字。我想，他要再坚持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就可以进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里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汉生墓前。想着这个多年前的老同学，突兀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装在一只小小的瓷坛子里，掩埋于此地一尺之下，一动不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那一帮老同学中，白汉生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干净了。也是，数十年过去，连当初自己的同座是谁都常常记不起来，更何况他白汉生呢。
白汉生在班上，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小数点后面的人，可以四舍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陈雅红回汉探亲。在父母家呆了几天，看望了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很强烈地想念起老同学来。于是，从她开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东的昔日同窗们，渐渐聚集到了一起，刮起了一股浓烈的怀旧风。
陈雅红从初一进校到初三文革爆发，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陈雅红长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编能导，人缘也很好，没有那种漂亮女生的骄娇二气。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梦中情人，这话是后来聚会时有人说的。说完之后，便有一些老男生厚着脸出来应承。出来应承的，多是胡闹，于是有人迫使几个真正的当事人出来认账。其中包括班长林松，学习委员章海翔和篮球队长大魏——这些都是当年班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这样的档次， 连梦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陈雅红先找到了与自己一起插队的杨莲燕和吉莉莉。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开头的话题，当然是如今的容貌啊，体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况，大人和孩子一类。杨莲燕和吉莉莉当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闲之辈。杨莲燕是生活委员，小小巧巧，风风火火，掌管着全班同学的财经大权，买饭票，退饭票，收班费，收歌本钱电影票钱，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曾用鲁迅《故乡》里杨二嫂的绰号“豆腐西施”叫过她，或许是杨二嫂向鲁迅索要过旧家具，或许是杨二嫂说话伶牙俐齿，也或许是仅仅因为她姓杨。不过杨莲燕对这个绰号坚决拒辞，本原挺和气的一个人，只要谁这样叫她，她都垮脸，结果终究没有叫成。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没让一个绰号得逞的例子。
杨莲燕的课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只半爿课本大小的精致算盘。那算盘架子是红木做的，边框上细细地雕刻着一些花草，玲珑剔透。那算盘珠子是牙骨一类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衬衣钮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说是象牙，有的说是牛骨，玉润珠滑的，指头粗大的男生，很难只拨一粒而不动其他。凡有什么算计，杨莲燕那五根纤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盘上眼花缭乱地飞舞，像五个小丫头在跳橡皮筋，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玛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莲燕由此又得了一个“小算盘”的美称。这一次，她倒没有怎么推却，就慢慢叫了下来。据说那算盘很有一些来历，杨莲燕的祖父，曾是汉口一家大药铺的老板，买下的里份都有好几条。有同学至今还住着她祖父房产，当然，那早已收归国有了。扫四旧开始，杨莲燕就把那只小算盘砸了，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大算盘。后来聚会，有人还说起这事，说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宝物。吉莉莉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在全班拔尖，特别是几何，空间想象力出奇地好。一些证明题，班上那几个最自负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灵感，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步”。吉莉莉聪明，便有点恃才傲物，出语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讨人喜欢，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亲被揭发出来是一个叛徒，才一夜间变了一个人。杨莲燕则平和快乐，无微不至，是一个大伙儿全离不开的小管家婆。这三个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个谜。
杨莲燕如今在一个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依然是一个管家婆。恢复高考后，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数学系。她原来在父亲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化验员，毕业后，便回去那儿的职工大学当了数学老师。两人都还衣食无虞。只是吉莉莉没能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说着，就说起当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学。吉莉莉和杨莲燕虽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说起老同学，几乎和陈雅红一样，所知不多。往日经历的事情，经过多年酝酿发酵，滤去了狂热、争斗、龃龉和伤害，已经变得醇香诱人。对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许多记挂与猜想。还有什么比人物的命运变幻更让人好奇的呢?于是，通过吉莉莉和杨莲燕，找到了陈雅红当年“锷未残战斗队”的三、四个革命战友。“锷未残”都是几个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干部，为了要革命，意味深长地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这几个字，为自己的战斗队命了名。几个当年的革命战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学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于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湖一大”的那一次聚会。那次一共到了十一个人，五个女生，六个男生。比当年党的南湖一大只少一人。
那次聚会我正在外地，回来后，他们找到我，满怀激越地复述了当时种种动人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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