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时的情况，爸爸曾有《望江南》两首记述：
逃难也，万事不周全。袍子脱来权作枕，洋火用后当牙签，剩有半支烟。
逃难也，行路最艰难。竹子心中藏法币，棉鞋底里填存单，度日如经年。
且说船经衢州到达浙江边境常山，我们要往湖南长沙，必须舍船登岸，改乘汽车到玉山、上饶，再作道理。可是，16个人，加一个“失而复得”的外婆，老小共17人，行李也增加了，要搭车谈何容易!爸爸很焦急。我照常若无其事，只记得自己忽然胸口痛起来，告诉了妈妈，她说大概是刚刚吃过汤团，胃痛了吧。逃难略安定后问过医生，医生说大概是“神经性”的，也就一直让它伴随了我一生。
忽然，好消息来了。爸爸遇见了石门县立第三小学校时的同学魏达三(在石门镇上被日寇的飞机炸死)之弟魏荫松。关于这一节情况，当时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后来有了车子。车子是怎么来的，不知详情。幸亏1980年我开始研究爸爸时打听到魏荫松先生的通信地址，去信问了。让我把他当年12月23日复信中的一段引用在下面吧：
当时我在常山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汽车修造厂工作。一天早上你父亲在我工作单位对面的商办常玉汽车公司购车票，拟去玉山。因该公司只一辆汽车，每日往返常山———玉山一次，座位不多，搭车的人很拥挤。你们全家人多，没法买到车票。子恺先生偶然遇到了我，喜出望外。经我们晤谈后，我请他把全家人从常山船上接到我宿舍里暂住。我即与汽车修造厂负责人商量借用大汽车一辆(汽油自费)，因白天部队要扣车运兵，当天晚饭后我请同事两人连我共三人，由常山开车至上饶。这天晚上天雨，送入旅馆。在旅馆稍事休息，当晚回程由我驾驶开车回常山，天将亮了。我记得这次车上人数很多。你们全家中有你的外祖母，你姑母满先生，还有……自从这次我送你们全家至上饶分别后，后来我自浙江去贵阳工作时在广西宜山曾与你父亲会过面。当时你父亲和你哥哥邀我三人曾共过餐。抗战胜利后，1948年我在杭州结婚时，你父亲曾给我做过证婚人。后来一直没有会过面。子恺先生与我家兄系小时候同学，我在石湾时一向熟悉。……
多亏这位魏先生详细描述当时情况，给我留下了宝贵资料。
我们坐的是卡车。偏遇大雨，虽然有篷，人太多，坐在边上的淋湿了衣服。到了上饶旅馆里，就把衣服脱下来在炭盆上烤干———我们都只有一套衣服啊!
据章桂哥回忆，到上饶已是1938年1月了。
啊，我忘了爸爸写的那首逃难打油诗了。记得有下面几句：
兰溪曹聚仁，浑身穿军装。请客聚丰园，忠告两三声。
你们到长沙，想也不要想。三个勿相信，偏生犟一犟。
(吟按：“勿”用作“不”的意思。“声”念“商”音)
……荫松有汽车，冒雨奔出省(吟按：“省”念“赏”音。)
……发只炭火盆，困在竹榻上。(吟按：指上饶旅馆)外
面敲门问：“有否花姑娘?”……
打油诗虽然残缺不全，总是爸爸所作，不能不记。
到萍乡被挽留住了
再下一步怎么办?汽车极难雇到。十余人中有老幼，无法分班搭车。只得又改坐船。记得船经南昌时，日寇的飞机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弹。我们吓坏了，爸爸镇定自若，满娘则不断地念佛。船远离南昌境后，大家才松一口气。
据章桂哥在文中的回忆，那时走的路线是：
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至宜春，弃舟登陆，宿小客栈。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大家只得下车。站上人员要我们从南昌开始补票。我因年少气盛，与他们争了起来。子恺叔上前相劝。同时，火车站的站长也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子恺叔递过名片，站长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站长告诉子恺叔，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相识。站长还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萧先生就来探望子恺叔。原来萧先生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子恺叔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子恺叔就答应了。不久，我们从城里迁到暇鸭塘萧家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
以上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我得补叙一下：船到樟树镇时，我们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长了一些包。爸爸带我在街头找个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涂点药。后来果然没事了，只留下了一些不甚明显的疤痕。
爸爸在樟树镇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据先姐说，郑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园时初次来访的。我对郑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建国后的一件事。那时他来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观赏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啧啧称羡不已。爸爸后来对我说：
“郑晓沧先生是《小妇人》的译者，其实郑先生曾留学美国，见多识广，见过的霓虹灯比淮海路的一定辉煌得多。但他却像“小妇人’一样天真地赞叹。如果我们都能学到他这种人生观，就会天天开心，天天幸福。”
这番话，我细细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却说爸爸和郑先生互道流离情况后，郑先生告诉爸爸：有火车可通。本来我以为那时我们就舍船登陆，改乘火车。但章桂哥写的是到了宜春才搭火车的。
火车到达萍乡的情况，在章桂哥文中已有交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艺术的逃难”，都是靠他艺术家的名望取得了种种帮助。
萧而化夫妇的一片盛情难却，我们就在萍乡住下了。萧先生的太太叫吴裕珍，所生两个女儿，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姊妹四人。萧先生把我们安排在萍乡彭家桥暇鸭塘萧氏祠堂内，那宅子是很宽敞的。
从萍乡去暇鸭塘有很长的路程。我不知逃难群中别的人是怎么去的。我们老弱则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可那是一辆独轮车。九岁的我、外婆、丙婶妈抱着幼小的周传农，再加上并非老弱但要照顾外婆的妈妈，天哪，一共五个人，都坐在这独轮车上!途中翻过一座山。当独轮车推上山坡时推车人那吃力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所以推车人没叫我们下来。唉，“苦力”吃口饭真不容易啊!
暇鸭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静得似桃花源一般。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两个哥哥成天野在外面。妈妈呼唤一声“吃糖烧蛋了!”我们欢喜雀跃地往家里跑，因为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们在暇鸭塘过逃难后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过得很有意义。当地的乡邻特别好客，竞相邀请我们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精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的，而且竟没有一片花式相同。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就地吃，还让我们带回去。爸爸惊叹这种民间艺术的精美，叫我姐姐们把这些刻花描印在纸上作为纪念。并盛赞江西人的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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