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还回忆了暇鸭塘的一个情节：
次女林先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禁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支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逃难诗最后只记得4句，以后就没了：
火车趁勿得，气煞车汉亮。……萍乡住三天，搬到暇鸭塘。
2月9日这一天，章桂哥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爸爸一张明信片，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他说：
“新房子烧掉了!”
我们一家都惊呆了。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也感到可惜，我毕竟也在这新屋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啊!姐姐哥哥们七嘴八舌地可惜堂内的东西：橱里的衣服啊，新制的家具啊，大风琴啊，打字机啊，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啊……妈妈则可惜那一箱锡器和一箱瓷器。估计那是她嫁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她甚至有点眼泪汪汪，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挖一个地洞埋了，有朝一日能回家乡，还可以去发掘。还可惜那橱柜里的衣服。如今三个姐姐中有人去做客时，总是穿那件其实已很旧的蓝地十字布旗袍。三人轮流穿。
那明信片上有一段话，说这消息是一月初《上海新闻报》上登载的。由此可以推算，缘缘堂毁于去年即1937年年底。至于是毁于暴敌的炮火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反正缘缘堂是暴敌侵略的牺牲品!
爸爸立即写了《还我缘缘堂》一文，在其中迸发了满腔怒火，文章末尾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离缘缘堂忌辰百日时，爸爸又写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回忆了堂内春夏秋冬的情景，以及最后与缘缘堂的永诀。1939年8月6日我们在广西思恩时，爸爸写完了第三篇回忆缘缘堂的文章《辞缘缘堂》，长达16700字，仅次于两万多字的《桐庐负暄》———这是他最长的两篇随笔。
据爸爸自己在《控诉日本罪行》一文中说：
我的胡须逃出来时是全黑的，到萍乡白了三分……
其一路辛苦可想而知。那还只是开始，逃难的路还长着呢!
我对于萍乡，还有一件事难以忘怀，就是那张“览胜图”。那是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在约一米见方的一张纸的中心写着“萍乡东村萧氏家藏游玩品”，据说是萧氏祖辈设计出来供过年时儿孙辈游乐用的。由六个人轮流掷骰子玩儿。六个人各代表词客、羽士(即道士)、剑侠、美人、渔夫、缁衣(即和尚)，从劳劳亭出发，一直走到长安市，中间几乎每一站都是一个典故或着名景点，如藤王阁、蓝关、东阁、金谷、洞庭、雁塔等等。难为萧家祖上如此精通古文史地，能发明这样高雅的游戏图。在逃难路上，我们每逢过年必玩这游戏，甚至到了建国后，尤其是住在上海陕西南路时期，兴味更浓。怕把萧家送的那张弄坏，宝姐还另外复制了一张。如今我已把萧家画的那张捐赠给家乡的桐乡档案馆珍藏。我们曾有复制供销售的念头，但在电脑游戏如此普及的今天，恐怕未必会有六个人愿意聚拢来玩这种古雅的游戏。
在萍乡住了一个多月，大约在三月初，爸爸收到长沙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来信，告知开明书店上海总店毁于敌人炮火，总店拟迁武汉，要我爸爸速去长沙转武汉，他为我们预先在长沙附近的湘潭找好房子安家。爸爸的许多朋友都已到了武汉，爸爸是孤雁失群。他决定马上动身。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因被萧而化夫妇挽留而暂住的萍乡，顺渌水、湘江，往长沙进发。车汉亮父子就在这时和我们分手了。
渌水风光引起爸爸对江南的怀念。船泊湖南醴陵时，爸爸作了一首“高阳台”词：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
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
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
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
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
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
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
3月12日船到湘潭，我们先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次日早晨爸爸冒雪去乡下找开明书店为我们预订好的房子，打算安顿家人后自己好去武汉。岂知预订的房子已被兵士所占。附近找不到其他房子。湘潭已人满为患，要在旅馆里等十天八天，或许有希望。可这十天八天是开销不起的。于是当天全体乘轮船来到长沙。这是我们逃难的第三站，抵达日期是1938年3月13日。
萧而化夫妇那时也去武汉。他的叔父住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堂旭鸣里1号，房子很大。经萧而化介绍，我们在他叔父家住下来。
把家眷安顿好，爸爸就带了宝姐、先姐去武汉了，两个姐姐在武汉读书。丙伯一家和章桂哥同行，去武汉谋生。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1938年3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先生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子恺叔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子恺叔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
据说爸爸到了这里，非常活跃。我印象中的爸爸，一向是穿长袍的。可他到了汉口，就穿起中山装来了。穿中山装而留长须，其实很不相称。爸爸当时才41岁。有人说他：如果剃去长须完全可以冒充年轻人了。可能是这话传了开去，竟成了一条新闻。亲友读者纷纷来信，说看到诸报均载有关“丰子恺割须抗敌”的消息，问他是否确有其事，并对他的老当益壮表示十分钦佩。据说此类信件竟达数十封之多。爸爸一时应接不暇，便在汉口拍了一张全身照分寄诸亲友，以明真相。这类信件，在我家迁居到了桂林后还收到过。看来亲友读者对爸爸的胡须挺关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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