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笑起来。贾祖璋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对他的名字很熟悉。音相似，难怪听错了。
在这里，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队兵士也驻扎到这里来。连长叫呙继宗。一来就和爸爸打招呼，并作自我介绍。后来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兵士借了我家的淘箩去用，却不是淘米，而是放脏东西。满娘见了，便去讨回，那兵士不肯给。那时期，一个淘箩对我们家也是可贵的。爸爸便去找呙继宗要。呙继宗把那兵士叫来，用皮带抽他的手心。这样一来，心肠慈悲的满娘倒反而为那兵士求饶了：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说他几句就行，不要打了!”
呙继宗连长有一次和爸爸聊天，说起他那把手枪。他忽然说：“你们想不想试试放枪?我们找个空旷的地方去让你们放放。”
我们听了这话愣住了，枪这玩意儿我们从未玩过，连碰都不敢碰。两个哥哥很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的丙伯也跃跃欲试。于是爸爸领着一群人跟呙继宗连长到郊野找了一个地方。呙继宗连长把如何放枪的办法教了一下，然后把枪交出来任我们试放。我们都不敢放，只有丙伯想试试。但枪拿到手后终于又不敢了。
在“碰头”的住处，还有一事非记不可。有一天，我们互相诉说：“怎么这几天身上那么痒?”
有人把裤腰翻开来，竟发现了上面爬满小虫。“啊呀，那是白虱呀!”
大人们见过白虱，我们孩子们却是第一次见。于是，或用手掐，或用火烫，或用滚水煮，大家用种种办法消灭白虱。大人们猜想，很可能是兵士们身上传过来的。那时候我们生活都那么艰辛，当兵的就更苦了。
浙大迁校往遵义。我们一家当然要随校迁移。出发前，我们要在门口摆一个地摊，把家用器什全部卖掉，回收一点钱充作旅费。爸爸忙于对外的事。摆摊的事就由妈妈主管。妈妈选中了我充当她的助手。我那时已学会讲贵州话。有人来问价格可以应对。
“浪个卖?”(即：怎么卖?)
我看见有人问津，很高兴，连忙回头看妈妈，想必她会回答价格。岂知她怕难为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好在妈妈事先已对我讲过物品的价格，我就回答了顾客，居然像模像样地做起生意来。
遵义罗庄
逃难至今，每个地方都住得不长久，住得最久的桂林两江，也不满一年。1939年12月1日全家相会于都均住了约一个月，于1940年初到达遵义后，一直住到1942年11月离开遵义赴重庆。在遵义住了近三年，所以印象较深。
刚到遵义时，我们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据说后来到那附近的浙大宿舍住过，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迁居丁字口东北郊的罗庄。在罗庄住了约一年，因离浙大爸爸教书的地方太远，又迁到丁字口西南边的狮子桥南潭巷。
丁字口是遵义这座城市的中心，后来那里曾挂过一幅抗战宣传画，内容是画敌人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怒发冲冠。据先姐回忆，这幅画是一位姓颜的青年画家和一个八龄小画家合作画成的。他们曾来请爸爸指导。为此，爸爸颇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心血。但他不要署名。画上只署着两位大小画家的名字。
据宝姐回忆，爸爸在浙大除了教“艺术欣赏”外，还开过“新文学”课。校方为爸爸买过胡适、陈独秀的文集，供爸爸备课用。据说爸爸教课十分认真。学生的作文，他篇篇批改，连标点也不放过。文末的批语往往长达数十字乃至百余字。在浙大教课不久，1941年秋，爸爸升为副教授。
罗庄的主人名罗徽五，是个大财主。走起路来掌心向后，像划船一样。据说这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住在他家祠堂的房子里。三开间，中央后半间供牌位，前半间给我们吃饭，左右两间我们居住。这三开间祠堂房子造得高些。石级走下去，就像四合院一样，对面也有三开间。东西两旁各有一隔为二的一个厢房。满娘和软姐住在西厢房。这里可说是我们逃难以来住得最宽敞的地方了。
我记得在遵义不再经常听见那惊心动魄的警报声。但对面的房客喜欢哼歌，哼一些“好花不常开”之类的流行歌曲。有一次不知她哼的什么歌，声音像拉警报。爸爸满娘是惊弓之鸟，都吓得要命，几乎要逃出去了。等到发现是对面人家哼歌声，大家都笑弯了腰。
新枚本来只会“恩狗、恩狗“地喊，由此而得了“恩狗”的乳名。但在罗庄学会了说第一句完整的话。他尿床尿湿了被褥，我们雇用的一位耳聋的女工拿去洗了。我们指着空床问恩狗为什么床床空了。他说：
“姆妈聋子‘喏!’”
这一个“喏”字就包括了“把被拿去给她了”的意思。
1岁3个月的恩狗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学会独自走下石级。妈妈看见吓了一跳，但负责管他的宝姐制止妈妈出声，让恩狗独自跨出这人生的第一步。
说起管恩狗，爸爸一开始就给几个大孩子订了制度，轮流负责管他。记得在思恩时，大家吃中饭，地上铺一条席子，让恩狗坐在上面，把爸爸的手杖给他，再给他一个他吃完了的炼乳空罐头，让他用手杖拨弄。我们就安然吃饭。可是恩狗不照顾我们，往往就在这时，我们闻到一股臭味，于是由当值的人把恩狗抱到厕所里去处理。
这种轮值制到了恩狗略大一些会讲话时，他常常会问：“格些嘎宁管我啊?”我们家虽然逃难在外，在家里却一直讲石门话。恩狗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谁管我啊?”可见他已发现我们有轮值制。
罗庄很大。前面是陆军大学的房子，在我家的祠堂房子再往里走，住着一些军官。不记得是什么因缘，爸爸认识了一位叫孔亚萍的军官。他又介绍了另一位叫关公侠的军官。都对爸爸很崇敬。我们要离开罗庄时，关公侠把他身边的勤务兵送给了爸爸，说是叫他“保护老师的生命”。我们后来一直重复这句话作为笑谈。
在罗庄，可以说是逃难以来爸爸第一次精神松弛下来。精神紧张时不会生病，一旦松弛，病魔就要同你算总账了：爸爸生了一次痢疾。由孔亚萍介绍一个叫汪小玲的中国籍的德国女医官来替他灌肠治疗。不久恢复健康。
罗庄的主人，我们称他罗老板的，也仰慕爸爸的书画。但爸爸不大喜欢和这种人交往。罗老板几次来访都遭冷遇。后来罗老板的母亲死了，大办丧事，送来讣告，想请爸爸去吃素酒，写挽联。那时爸爸刚好喝过午酒，见他来，连忙起身避入内室，嘴里还吟着李白“我醉欲眠君且去”的诗句(把“卿”改成了“君”)。
对于读者，爸爸绝不怠慢，总是热情地答复他们来信，接待他们来访。如果有人求字画，他就爽脆地答应，尽快画好写好给他们。
在罗庄祠堂屋前的石级上，我还有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和宝姐坐在石级的阶上聊天，宝姐突然转变话题对我说：
“你知道吗?爸爸对我说：人是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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