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见爸爸同意入山写书画，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副大红闪金对联纸来，说他父亲今年70大寿，做儿子的要表表孝心，请书写一联，托人送到山里，聊表寸草之心。爸爸当然满口答应，便到楼下客厅里去写了一副庆寿的八言联。闪金纸不吸水。墨沈堆积不干。管账的建议抬出门外到人行道太阳底下去晒晒。老板不同意，怕被过往行人踩了。管账说由他去守着。于是把对联抬了出去。爸爸自回楼上休息。
岂料一线生机就在这时出现!
老板亲自上楼通报说，一位路过的赵先生要见爸爸。说话之中，客人已经上楼。是一位壮年男子，身穿皮夹克的。他一见爸爸，就热情握手，连称“久仰久仰”、“难得难得”，是无锡常州一带口音，倍感亲切。他名赵正民，是汽车加油站站长。他说，想不到路过旅馆，看到墨迹未干的对联，是他久仰的丰子恺先生写的，赶快来访。他问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诉说后，这位赵先生慷慨地说，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开往都匀。车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属的。现在让给我们先走，若有人盘问，就说我们是他家属。爸爸问他自己的家属怎么办。赵先生说，他自己是要到最后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连连称谢。他说晚上再带司机来。说罢便匆匆离去。
爸爸在文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爸爸多疑了。这位赵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来了，还带着司机，让他看过人数，一一点过行李。然后，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请爸爸作画。这原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爸爸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有一番话，道出了艺术家的心声，很有意义。如下：
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意，同时又很痛苦。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故凡笔债———平时友好请求的，和开画展时重订的———我认为一件苦痛的事。为避免这苦痛，我把纸整理清楚，叠在手边。待兴到时，拉一张来就画。过后补题上款，送给请求者。总之，我欢喜画的时候不知道为谁而画，或为若干润例而画，而只知道为画而画。这才有艺术的意味。这掩耳盗铃之计，在平日可行，在那时候却行不通。为了一个情不可却的请求，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疲劳忧伤之余，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强执行了。
我哪里懂得爸爸这种艺术家的心情。我只觉得爸爸画了这幅画，我们就能去都匀与大家相会了，爸爸的画那么灵通广大!
第二天一早，赵先生还亲自来送行。我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我记得他关照我遇检查时要把人缩下去使自己显得小些。终于下午平安到达都匀。汽车站墙壁上果然贴着先到6人的旅馆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爸爸说：
“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
当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华饭店吃一顿团圆饭，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总是说他只能喝黄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会便血。估计茅台是白酒中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们听爸爸叙述了这次艰难的逃难，都称颂他真不简单。爸爸说：
“这次逃难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张其昀则给从宜山到都匀这段逃难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次“艺术的逃难”。爸爸在文中说：
当s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从河池到都匀，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们宿在六寨。这是一个小镇，甚至当时只是一个村的规模。我之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幕：忽然有一个长官领着一队兵士来旅馆看爸爸。那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那旅馆的房间照例是没墙没门的，与天井相连。12月份，床上照例铺着竹席，而且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们只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这么多兵走进天井，我们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那队兵也宿在六寨，长官知道丰子恺在此，久仰大名，便带了部队一起来，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位大艺术家。估计事先总和爸爸打过招呼吧。只是对我们说来突然而已。
那长官先是向兵士们介绍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们一阵鼓掌。然后长官请爸爸对兵士们讲几句话。爸爸便操着他那杭州官话讲了一番，无非是勉励抗日并感谢他们在前方出力之类。又是一阵鼓掌。
我估计他们还是听懂了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就往都匀进发了。
都匀一月
我们在都匀只是临时居住，约一个月后，又随浙大迁校至遵义。
这一个月却住了两个地方。第一处时间短，是在一个凌空的楼上。上楼的扶梯也是凌空的。上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爸爸曾在一张小纸上写下“内外尽无隔，屏帷不复张……”。十一人将就住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我们称房东为“教员先生”。在“教员先生”那儿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处。
我们孩子们常用怪怪的名称来回忆住过的地方。提起这另一处，往往称为“碰头”的地方，或“贾祖璋走”的地方。
我们住在二楼，一条长走廊的右边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间，记得爸爸住在尽头的一间。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几个头。为了免去碰头之苦，爸爸写了好几张“当心碰头”的纸，分别贴在一个个梁木上。
走到尽头，望下去是隔壁单位的一个操场。常可听见做操的声音：
“向左转走!”
不知是谁听了以后好奇地说;
“他们为什么喊‘贾祖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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