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还教我们学八卦，并用“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八个字来形象化地解释八卦笔画的连续和断开。
1940年的农历除夕，我们是在遵义罗庄度过的。爸爸叫我们在那天晚上以前各自买好规定价钱的礼物，悄悄地包好。在除夜晚会上把全部礼物编成号码，大家拿阄，按次序拆开各自拿到的礼物。这时的欢乐难以形容。不仅有自己得到礼物的高兴，还有观看别人礼物的乐趣。有的人买的礼物别开生面，令人意想不到，拆开时赢得哄堂大笑。爸爸买的礼物往往是超过规定价钱的。大家都希望得到。妈妈买的则往往是肥皂之类的实用品，不受孩子们欢迎。大孩子有时就与拿到不喜欢的礼物的小孩交换，皆大欢喜。爸爸称这种礼物为“除夜福物”。拿除夜福物的节目一直保留到建国后的日月楼时期，参加的人中增加了第三代，更加热闹。
在罗庄时，我和元草哥总算能正式入学了。他念豫章中学，我起初在两湖小学里念完了六年级，后来也进了豫章中学。
罗庄进城全靠步行。我和元草哥每天早上同一时间离家出门，却不一起走。他看见我走公路这边人行道上，他就走公路那边人行道上，如同陌路。大概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吧。在学校就更不交往了。
记得在豫章中学时，有几个浙大学生来当老师，如教美术的华开进老师，教数学的吴兆祥老师等。他们都认识我。另有一位叫罗象贤的，是训育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在给我们讲课文中选用的爸爸所作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他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也是浙大学生，我只记得他姓齐。他竞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不去说它，那曲谱中竟全是附点音符。全班同学都不会唱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的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节奏感方面还算可以。所以到重庆买到了京剧旧唱片后我就把唱腔速记下来供宝姐软姐和我一起学唱京戏。这是后话。
我的体育很差。在豫章中学考体育时只要求在一分钟内投入一次篮球就算体育及格。我这从未碰过篮球的人紧张得要命，一直投不进。同学们为我捏两把汗。直到最后几秒钟，天可怜见，总算让我投进了一个。
最近元草哥寄给我一本豫章中学纪念青年节于1941年用石印印制的刊物《豫中学生》。那发黄的纸张比如今的草纸还要差。可我们在抗战期间用的就是这种纸。所以我看见现在的纸那么好，还常常有人浪费，实在可惜。这本《豫中学生》的封面竟是爸爸画的，画题为《小松勤灌溉他日当参天》。我在里面看到了发奖名单中竟有我们兄妹得奖的记录：读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奖学金15元;读初一上乙班的我得奖学状。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于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面上凑合着给个奖学状而已。因为我小时候读书实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册子里看到学生名册中有张筠、张映均这两个同学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2008年7月)我去武汉，竟与张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张筠就在遵义，无比兴奋!还有一个同学潘玉兰来我家吃饭，可又不想让大人们知道，便叫她躲在罗庄的某处，我把饭菜端出来让她吃。小时候往往不会判断哪些行为会给大人骂，所以宁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课儿”后来曾中断，那是因为兄姐们上了大学，各奔西东。后来我们到了重庆，爸爸还办过一个家庭诗社，取名为“鸰原诗社”，据说“鸰原”二字出于《诗经·小雅·常棣》中“脊令(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句，后“鸰原”成为兄弟的代称。我不会做诗，爸爸出些简易的上联，教我如何对下联。
诸兄姐都离家后，我成了爸爸唯一课儿的对象。应该说这是福气，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厌烦。好的诗词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确实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记得胜利后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离骚》，最使我厌烦。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里背得出!爸爸看我懒惰，便用钢笔把离骚全部写在折扇上。时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挥扇时能读一遍。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总能背出。岂知我实在不争气，始终没把它背出来。而且那把珍贵的折扇也不知丢哪儿去了。不过，“课儿”在我身上毕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时候念的诗词到现在也不忘记。
星汉楼
罗庄离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约有两公里多，爸爸嫌每天走来走去太浪费时间，便在丁字口西南边狮子桥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两间房。迁居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早春。这里是两层三开间的新楼，但楼下厅屋很高，上方没房间。只有东西两间的楼上才有房间。楼下西房不记得是作何用;楼下东房后来租给蚕桑研究所所长的弟弟蔡复绥夫妇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则租了楼上东西两间。这两间北边由一条高空走廊互通来往。这走廊下方，也就是楼梯的北边，就是我家的厨房。楼下的蔡家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楼上的东西两房各隔为前后两间。爸爸住东房前间，子女住后间。满娘软姐住西房前间，外婆妈妈带着恩狗住后间。不过后来我们又在隔一段路的东边租下了“赵老”家的一间平房，满娘软姐搬过去住过。
那时候，爸爸本拟让我的姐姐哥哥们以“同等学历”考浙大，但按规定必须有高三文凭。当时爸爸的老友刘薰宇先生正在遵义以南的修文当贵阳中学校长，便通融让他们插入高三下学期，读半年后取得文凭。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到遵义以东的永兴去读浙大一年级上学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几个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开窗可望见湘江，风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临窗独酌，但见月明星稀，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苏东坡补写的《洞仙歌》来。这首诗爸爸教过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当他吟到“时见疏星渡河汉”时，反复吟诵此句。就给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汉楼”的楼名。酒后，爸爸欣然执笔，写下了这三个字，托人去装裱成横披，悬挂在前房内。
我在豫章中学还没念完初一就患了副伤寒休学在家。那时我家已迁至这星汉楼。病愈后就靠请家教补习。后来到了重庆，靠爸爸的关系，我以“同等学历”混进了大专。这是后话。
在星汉楼，有一次我穿着“童子军”衣服(当时全国性的校服)在纸上涂鸦，被爸爸速写下来，后来又画成彩色画，题上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旁边题“一吟十二岁画像”，下边是“卅年七月于遵义”及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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