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人宋慕法丰林先证
婚人苏步青介
绍人陈志超周丙潮代
郑梅英倪兰英代
主婚人舒鸿太太
丰子恺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
另有一纸，供来宾签名用。前面爸爸写着两行字：
敬请签名永志光宠宋
慕法丰林先仝叩卅年九月七日。
签名者共74人。
婚礼上，陈志超夫妇应该是介绍人，但那时他们已返回温州家乡，所以由丙伯夫妇代替。证婚人是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先生。女方主婚人是爸爸，男方长辈在温州家乡，就请浙大的舒鸿教授夫人代替。据元草哥回忆说，司仪在请几位主持人讲话时，别人都讲了，就遗漏了主婚人没讲。爸爸不在意，说他原本没想说话。其实第一个女儿结婚，料想他必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的。元草哥还回忆说，曾指定一位来宾发言，那来宾讲话中说了“贵州非人所居”这样的话。其实他大概指的是古时候。不过另一来宾胡楚涣先生认为在婚礼上讲这样的话毕竟不吉利，所以主动要求发言，说幸有贵州这样的好地方，我们才能前来避难。
尽管是在非常时期，新娘还是希望尝一尝披婚纱的滋味。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送一条绣花被面，就拿它来披上权作婚纱。新郎则向同学借了一套西装。先姐还找了邻居蔡家的女孩佩贞做了她的小天使。是否有男女傧相，我不记得了。如果有的话，我恐怕就是女傧相，不知男方是谁。办了几桌酒我也不记得了。照签名的人数看，不会少于7桌吧。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做小天使的佩贞忽然做了一个动作，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嗯嗯声。后来竟把两条腿扭在一起。最后终于轻轻地说：“要撒尿。”可怜的小佩贞!看来她已忍了很久。可是那时仪式快收尾了，谁也没去解救她。一直熬到结束。
先姐结婚后，就在外面租屋居住。后来姐夫到遵义酒精厂工作，一年多后才去重庆。
星汉楼的居民一个个走掉了。满娘和软姐也早已去湄潭了。因为软姐读的是数学系，浙大理工科的分校在湄潭。元草哥后来也去湄潭浙大附中读书。这样，星汉楼一度只剩下爸妈外婆和我。
遵义的往事纪实
1941年2月2日，我家迁星汉楼不久，爸爸和赵廼康(遵义耆宿，举人)、王焕镳(浙大文学系主任)等人结伴，到遵义新舟沙滩祭扫清代桐城散文名作家郑子尹、莫友芝以及曾出使国外的黎莼斋的墓。归来作画多幅，并参与编《子午山记游册》。
爸爸和满娘还带了我三个姐姐去金顶山的庙里住过几天。回来后，爸爸作了《青山个个伸头看》、《白云无事常来往》等画。料想那里风景甚好。
还有一回，我和爸爸不知去哪里，反正是遵义的郊外。回来时走得很累。遇见前面来了一辆黄包车。那时我患副伤寒刚好，体力不支，多么盼望是一辆空车。可走近一看，坐着人。不过竟是爸爸的一个仰慕者。那人连忙叫车停下，说他家快到了，要把车让给爸爸坐。客气一阵后，爸爸就坐上了车，车子调头往城里走。我跟在后面。爸爸不时地往后看那个让车的人。后来看见他拐了弯，不见了。爸爸连忙叫拉车的停下，换给我坐。大概因为父爱感动我很深，所以这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1942年5月，爸爸在汉口初识的好友戈宝权突然来到遵义，到星汉楼来访问。他穿的一身唐装。聚谈后，才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编辑。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为了不暴露这地下身份，就扮作难民模样逃离当地，经过遵义，要到重庆去。爸爸请他到餐馆吃饭，还带我去作陪。我家很难得上餐馆请客，我受宠若惊。我记得他们两人用日文背诵夏目漱石《旅宿》中的内容。记得那餐馆叫浙江餐厅，爸爸显然怀念故乡，才选择此餐厅。
1979年12月，戈宝权到上海，特地来看望我母亲。29日他来信说起遵义的事：
回想起1942年5月间，在一个阴雨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遵义南潭巷你们家，得到你父亲的热情接待;经过了三十多年之后，这次我又是在一个阴冷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上海漕溪北路你们家，得到你和你母亲的盛情款待，真有人生沧桑之感!……多少往事回萦心头。容稍空时就写我所记得的丰子恺先生的回忆文字。
写回忆文是我当时向戈先生提出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一直很忙，没写。后来大约是我去信催了他，1981年2月8日，他来信说：
……我年末会多，事忙，“文债”逼人，但要写回忆你父亲的文章事，始终记在心中。现在看到你们写的传和回忆文字等，对我能有帮助和启发，迟早总要把《忆丰子恺先生》的文字写出来。……
我一直等着他寄文章来。可他一直没空写，最后得到的是他病逝的消息。
我还记得叶圣陶先生从成都到桂林，途经贵阳，惦记着住在遵义的老友，便在小旅馆里寄来了一首诗，表示思念之情。诗的题目是《自重庆之贵阳寄子恺遵义》。诗曰：
始出西南道，川黔两日间。凿空纡一径，积翠俯千山。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1940年11月15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1942年10月18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5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100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1994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100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7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100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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