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吟!明珍!”一声令下，我和明珍马上背了书包高高兴兴地回家。这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们称明珍为“ɑo明”。这个ɑo念上声，意思是“小”。在石门话里“咬”的读音就是“ɑo”。所以爸爸后来写信给我弟媳“ɑo毛”(她的乳名，就是“小毛头”的意思)时，称她为“咬毛”。“文革”中为了忌讳，改成了“好毛”或“好猫”。读者如果去我们家乡石门镇，到处都可听见“ɑo”什么、“ɑo”什么地呼唤人。
说起五爹爹，我的名字还是他改的呢。我出生后，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原是“一宁”;但我进了小学，五爹爹在写我的名字时把一宁错写成了一吟(石门话“宁”“吟”同音)，从此我就成了丰一吟。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风雅，还以为是我爸爸取的，其实不是。五爹爹之所以误写为吟，大概他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名字应该也是这么风雅的吧。
我虽然拥有了这么风雅的一个名字，却是一个爱睡懒觉的糊涂虫。记得有一天我很迟才起身，妈妈忙着家务，顾不得我。我胡乱喝了几口粥，背了书包就去上学。走完下西弄，向左拐到寺弄口，接待寺的大门就在眼前了。谁知门口拥出一大批同学来。
“今天怎么了?你们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我问。
“你到哪里去?你去做什么?”他们反过来问我。
“上学呀!”
“哈哈哈……!”同学们大笑起来。“都放饭学了，你睡昏了，还以为是早晨!哈哈哈……快调头回家去吃中饭吧!哈哈哈……”
我脸红了，只好怏怏地转回家去。
回到家里，妈妈竟然什么也没有发觉。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生自长。
在接待寺期间，我曾随父母去杭州，住在皇亲巷6号。爸爸让我插班进了宝极观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后来又回到接待寺来读。(直到读完“初小”，也就是读完四年级。)我自认为是省城读过书的，有点骄傲。回到接待寺小学里，看见同学们的课本，拿起来就高声朗读，以显示我的才能。谁知偏偏念错了字，引起哄堂大笑。
后来接待寺小学里请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叫丰桂，又名丰蓉赓，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姐。我叫她蓉哥哥(当时通行女的也按男的称呼)。后来我们从事“丰研”工作时靠众亲友的回忆设计了一张家谱图(请表兄马传先绘成)，才知道我祖父的祖父和蓉哥哥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所以蓉哥哥是我的堂姐，又是我的老师。
在接待寺小学的那几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同学们趴在窗外的瓦片上看远处广场戏台上的京剧(那时称“平剧”，因为当时京城在南京)或杂技歌舞表演，那才有劲!
记得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表演歌舞的班子。有一个节目是一排姑娘裸着大腿跳舞。一排人的大腿一起往前踢起来，忽左忽右，望过去只见一排排肉腿晃动，煞是好看。五爹爹竟看呆了。过后他对蓉哥哥说：
“你能把台上那种表演教给学生吗?”
蓉哥哥笑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具体读些什么，我记不起来。只记得爸爸曾说：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学，听见里面朗朗读书声，孩子们正在众口一词地高声朗读：“我每天大便一次!我每天大便一次!……”语文里还夹着生理卫生的内容，真有趣。料想我当时读的也有这类内容吧!
我还记得一个情节。有一回，我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接待寺前的广场上看戏。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推了一下，那男孩倒在石板上，头部大出血。我们都跟着肇事人慌张逃往自己学校楼下。肇事人叫其他的男同学们不要出卖他，他们都答应，他又指指我，我竟也答应了，而且自以为做了一件很讲“义气”的事。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傻!
十二年住十三处
我家搬进缘缘堂以前的情况，我都是事后了解的。
以造缘缘堂为界限，家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爸爸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的毕业生。他在那学校里受到李叔同(1918年出家为僧，即弘一法师)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美术、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向两位老师学会了日文。
爸爸1919年在浙一师念书尚未毕业时，于“花朝”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奉母命回乡与崇德县城的望族徐芮荪家的长女徐力民结婚。1919年从浙一师毕业后，起初到吴梦非、刘质平两位高班同学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美术，同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爸爸依靠亲友的馈赠和借贷，于1921年早春去日本游学了十个月，把自己的头脑像装罐头食物那样装满了种种知识，并学了种种外语。两千块钱用完了，只得回来。爸爸去日本前，1920年妈妈已生下我大姐丰陈宝。次年又生下我二姐丰林先。所以爸爸回国后，负担已加重。他仍然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估计这时他住的还是师范学校的宿舍。同时，爸爸又在上海郊区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同事有舒新城(该校主任)、沈仲九、孙俍工、陈兼善、匡互生、周为群、陶载良、常乃德、张作人、朱光潜、朱自清等诸先生。还有学生吴朗西、陈瑜清等。
日本回来后的12年间，为了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爸爸到处教美术音乐，有时住宿舍，有时住租屋，有时回故乡住。我统计一下，共有13处之多。
1922年，他把家人接出来，住在三在里114弄的租屋里。据说三在里以前叫静修路，今蓬莱路。
1922年秋至1925年初，爸爸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在经子渊先生当校长的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住在自建的“小杨柳屋”里。这段时期很值得纪念。爸爸成为漫画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日本买到了竹久梦二的画册，对他的画风很感兴趣。加上受陈师曾等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他在春晖中学认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演讲、考察的人，除了中国公学的老友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先生外，还有刘薰宇、刘叔琴、王任叔(巴人)、张同光、何香凝、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胡愈之、郭沫若、叶圣陶、陈望道、刘大白、杨元华、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等诸先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至交。1924年妈妈在小杨柳屋生下了我大哥丰华瞻。
1924—1925年的冬天，以匡互生先生为首的春晖不少教师(包括我爸爸)，因不满意后来校方的教育主张，陆续离开春晖，到上海创办了自己理想中的立达中学。爸爸以七百余元卖去了白马湖畔自建的小杨柳屋，以充实办校经费。据爸爸回忆，那时他白天仍在上海南端的小西门黄家阕路上海专科师范工作，晚上赶到北端的虹口租屋里和大家一起做立达中学的筹备工作，深夜再赶回专科师范去住宿。
立达中学筹备完成时，专科师范已搬迁，就利用了专科师范的原校址开学。1925年夏，立达在上海北郊江湾自建校舍，改名为立达学园。从那时起，爸爸就率家属住进了立达学园附近的租屋。先后住过同安里、安乐里、乐盛里。到1926年4月5日，才得迁入立达自建的校舍永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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